3月26日，清晨6点半。当走入已在此挥洒了16年汗水、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协和门诊大楼，骨科主任翁习生隐约察觉，今天有些不一样。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没穿白大褂。

　　这栋沉积了90年历史的“东方医学王国”没有回答他。翁习生快步加入排队挂号的长龙。

　　他开始了北京协和医院推出的“做一天患者”体验活动。

　　这一活动要求，在3月下旬，以科主任、职能部门处长、护士长为代表的41位医务人员，或扮演病人和家属，或现场追踪病人，分头进入门诊、急诊、病房及手术室等医院“要塞”。

　　他们也撞开了另一些“要塞”，譬如如今，俨然剑拔弩张的医患关系。

　　14元的普通门诊号被炒到300元

　　翁习生来得远远不够早。几百米长的队伍，绕挂号大厅一圈，把他逼到拐角。

　　初春的北京乍暖还寒，他感到一丝凉意。排在队伍里的他不敢跟病人搭讪，怕一开口就被识破了。但病人们的议论，声声入耳。

　　一位病人说，昨天早上起个大早，4点半就来排队了，没想到还是没排上；

　　一位病人说，连续几天来排专家号，还在附近的小旅馆租房子住下，辛辛苦苦挤到窗口一问，还是没排上。

　　此时，号贩子穿梭在人流中，熟练地兜售着手中的“专家号”、热门诊室号，甚至毫不避讳地把自己的“商业机密”和盘托出：“我们有专人负责排队，现在排在队伍最前边。您把就医卡给我，到时我带着您顶上就行了。”

　　翁习生所属的“专家号”，原本只要14元一个，但在号贩子手里，被炒到了300元甚至更高的价格。热门科室的号，一个起码200元。

　　翁习生苦笑，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些挂号心切的患者，乖乖地把手中的就医卡交给号贩子。

　　按捺着焦灼心情的患者们秩序井然

　　随着人流，沿着眼前的这间挂号大厅缓慢挪动，出乎翁习生意料，忍耐着病痛折磨，按捺着焦灼心情的患者们，秩序井然。这让他油然而生一丝感动。

　　此刻，他有机会好好地打量这栋简易的平房。上世纪70年代建立起来的协和门诊大楼，起初预设的接待量是每天1000人次，但随着协和名气增大，就诊人数以几何级疯狂增长，如今，平均每天8000—10000人次，高峰时更达到12000人次。于是，才有了后来这间挂号大厅。“临时搭建起来的，其实就像个棚子。”翁习生说。

　　从加入队伍，到进入“棚子”，再差不多到排到挂号窗口跟前，翁习生一共花了50分钟，比他想象的要短些。

　　他心里清楚，这一方面说明，挂号工作人员效率高；另一方面，他亲眼目睹，这样的“高效率”，还因为热门诊室的号挂不上，许多病人扭头就走。

　　他还挑出了其他的刺：“挂号大厅里写明，乳腺内科等科室在西院，有些病人没有看到，还继续在东院排队。这不能怪病人，是我们没有尽好告示义务。不知道那些戴红袖章的保安，能不能用喇叭喊喊，提醒一下？”

　　患者认出医生扮演

　　当场拍手叫好

　　在翁习生排队挂号的前几天，他的同事们，也都用各自的方式，做了一天的“患者”。

　　除了医学专业知识，还需要具备表演天分。3月22日上午9点，病理科副主任梁智勇拉上科里一个年轻同事帮忙，一个扮演中风患者，一个扮演患者家属。他们的精湛“演技”，骗过了许多医护人员。挂号、被分诊、租用轮椅……2个小时里，他们先后穿梭医院急诊、门诊、老楼3个区域的5个地点。

　　他俩计算了一下时间：平均每10分钟排队一次，每次排队8分钟。

　　除了“表演”天分，还要有耐心。药剂科副主任朱珠，用了一下午时间蹲守。3月22日中午12点30分到5点30分，她扮演妇产科患者，“潜伏”在妇产科门诊就诊区。

　　她特别注意到就医患者的人数变化：每位来就诊的患者，平均有2-4位家人陪同，这使得原本过窄的楼道更拥挤不堪。如何分流和引导，正是需要改进的细节。

　　协和医院有50个科室，几千号人马，很难认全人，这使得科室主任们的扮演，不太容易被同事识破。

　　也有人露出马脚。3月21日上午8点30分，扮演呼吸科患者的耳鼻喉科主任高志强，在脱下白大褂，前往内科门诊“就诊”时，很快被不少患者认出。

　　迎着患者们的惊讶，高志强赶忙解释，这是医院推出的“做一天患者”体验活动，希望大家保密。不少患者当场为医院的这一举措拍手叫好。带着这份感动与鼓舞，高志强顺利体验了接下来的环节。

　　还有的科室主任，选择跟踪患者就诊全过程。3月16日上午，一位急性脑梗阻的病人在路边晕倒，50分钟后，被送往协和急诊科。营养科主任马方跟踪了他的就诊流程。和病人家属一道，马方跟随着这位病人，接受完神经科的大夫检查，又辗转至内科会诊。

　　体验报告里，马方写道：“因为流感病人很多，1小时后才得到会诊。”

　　挂号难真的是无解问题？

　　他们毕竟不是真正的患者，终究还要回归医生角色。

　　结束排队挂号体验的上午，翁习生有个普通门诊。和往常一样，8点钟上班，工作到差不多中午一点，他还没吃上饭。

　　看完40多个病号后，有位没挂上号的外地患者带着X光片，找到翁习生，请他帮忙看看。翁习生给他加了号，并叮嘱他尽快做手术。

　　平时每天早上6点一刻从家里出发，7点左右到达医院，翁习生见到的是排队长龙已经消失、人群分流到各个挂号窗口后的情景。3月26日这天50分钟的挂号体验，比翁习生预期的时间短，却产生了比他预期更深长的触动。

　　为什么患者挂不上号？挂号难是否真的无法破解？为什么号源这么紧张？

　　亲身体验后，翁习生再次发问。虽然在此之前，他已两次对挂号难大动干戈。

　　第一次，是2010年，他刚上任不久。一次科室会议中，有医生提出，能不能多加点号？翁习生当场拍案叫好，并提出一个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后两个月一轮，科室里的主治医生不限号，病人随到随治。

　　第二次，是2011年1月。翁习生自费印制了1000张“联谊卡”。他把联谊卡揣进白大褂的兜里，每诊治一个病人，就递上这张印有他手机号码的卡片。

　　“亲爱的朋友，我们因看病而相识，但我更愿意相信友谊。从即刻起，无论您（包括您的亲友）有任何骨关节问题，也无论您身在何处，均可提前一个工作日预约我的门诊，以免去您麻烦、漫长的排队挂号之苦。”联谊卡上的几句叮咛，正如贴心的老友。

　　截至目前，翁习生的联谊卡已经发出去两批，将近两千张。在出诊日，他平均每天要接待40多位门诊病号，其中就有15位左右是通过联谊卡预约的。

　　倡导医生再多加一些号

　　翁习生明白，相对医疗资源紧张的大环境，自己的力量，仍显得绵薄。

　　2007年，新华社播发报道《全国人民看病上协和》，而今，这被人们戏称为“全国人民看病挤协和”。

　　就诊的患者，70%是外地人。医疗资源的不均衡分布，加上协和历经90年铸就的金字招牌，让千里迢迢来到协和的他们觉得，无论如何也心甘了——协和对他们而言，不仅意味着重获健康的生机，也意味着一份安全感，更意味着传说中怀揣着一颗“父母心”的医者的亲切对待。

　　病人的信任，曾让翁习生获得职业尊严与荣耀，虽然这也让他不堪重负。他用极快的语速，向本报记者重复了一遍他每周的日程安排：周一上午门诊，周二全天手术，周三下午门诊，周四上午是协和例行的全科大查房，下午特需门诊，周五追加手术，每天都要查房，每周至少开8台手术……

　　尽管如此，体验过后，翁习生想把自己的发条再拧紧一些。他说，大环境的医疗资源紧张，他无法改变，但他想从自己做起，倡导自己的科室，以及其他科室的医生，在原来的基础上，每天多加一些号，每天多看一些病人。

　　他相信，“人的潜能是无限的”，医生也不例外。

　　勇于挑刺曝“家丑”

　　带着排队挂号的体验，翁习生在3月26日举行的科主任沟通会上，作了体验报告。同时作报告的，还有参与门诊体验组和急诊体验组的10位医院中层干部。

　　一个有趣的细节打动了翁习生。会上，一位科室主任揪着一块路牌“开炮”：挂号、CT、核磁共振检查室分散在3个地方，结果在某个路口，最醒目的一块指示牌指向员工食堂，其他两个检查室的指示却很难看到。

　　他的言下之意是：员工吃饭，有患者便利重要吗？这个细微的体察，引起会场一片会心的笑。

　　许多人发现了同事身上的闪光点。在微博上，协和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于莺爆红。她用嬉笑怒骂，展现了一位急诊科医生的真实工作状态和丰富的内心世界。这次，国际医疗部副主任宋一民就在急诊室蹲点。他最大的感触是，急诊工作环境虽然嘈杂焦躁，但医护人员工作时，依然快乐而勤勉。

　　“神经科大夫问诊很仔细、态度和蔼；护士抽血、输液的技术好；放射科大夫拍片、出报告很及时”，这是营养科主任马方的就诊体验。

　　在体验报告里，这些科室主任没有回避问题。“跟踪病人反复划价交费6次，非常耗时”“交费时只有一个窗口开放，排队耗时15分钟”“病人因看不上心内科的号转挂急诊”等家丑，都被他们一一曝出。

　　协和老一辈妇产科专家宋鸿钊，曾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展现了协和为医的六个字：自省、专注和慈悲。他说，对于为医者来说，自省不断优化着他的关注领域，专注决定了他的关注深度，慈悲则是背景和色彩。这样，最后产生的不仅是一种清醒的理智，更是医者安身立命的生活方式。

　　从这个角度来说，“做一天患者”，不仅是专注体验患者病痛哀伤的慈悲，也是协和的医生们自省的方式。他们用自省和内心对话，发出对医患关系和谐的渴望与呼唤。

　　只有体验

　　才能真切感受患者艰难

　　在体验交流会上，大家说得最多的是：“患者很辛苦！”

　　因为十多年前的一场“事故”，当天，神经外科主任王任直的体验报告，似乎格外引人注目。

　　这场事故是患者家属引起的。当时的报道说，2001年，一位患有巨大脑垂体瘤的患者，经抢救无效后，在医院死亡。7月25日，死者的亲属以找X光片为由，来医院吵闹。

　　为了不影响病人休息，王任直请他说话小点声。没想到，死者的儿子当场从护士台上抓起玻璃镜，劈头盖脸向他砸去。

　　粉碎的玻璃扎进了王任直的左臂，血流如注。当时的报道，用了“手臂被毁”一词来形容，并说，王任直最为担心的，是今后还能否上手术台为病人做手术。

　　痊愈后至今，王任直重操手术刀。十年过去了，他内心的伤口是否结痂？他是否已经忘却和宽恕？

　　在体验报告中，王任直简洁地记叙：“3月23日上午8点到11点40分，和科室同事冯铭等扮演消化科患者，在内科门诊就诊体验。耗费3个多小时，先后经历挂号、候诊、就诊、预约无痛胃镜等环节。后因无痛胃镜检查预约已至七月而放弃治疗。”

　　他特别写道，以后，要在“吃、喝、拉、撒、睡”上下工夫，让患者及家属舒适满意。围绕这个目标，他一共提出8条建议，是提出最多建议的发言代表之一。

　　3月27日，拥有十几万粉丝的协和整形美容科副主任王晓军发布一条微博，记录她参加沟通会的感悟：“到协和医院看病的患者真是太辛苦了，拥挤不堪的环境，有些就医流程的繁琐，还有时常挂不上号的无奈。只有体验了，才真切地感受到患者就医的艰难。”

　　总有一天

　　人们会真正尊重认可医生

　　遗憾的是，“换位思考”带来医生对患者的切肤理解，却无法弥合他们内心的无力感。

　　就在协和医生们体验的当口，3月23日，哈尔滨医科大学一位未成年患者持刀砍死27岁的实习医生王浩。鲜血染红了王浩的白大褂，也彻底葬送了他想成为一位好医生的梦想。

　　令人瞠目结舌的是，随后，在某网站一个有6161人参与的调查里，4018人对此感到“高兴”。

　　这样的结论，让人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就在记者发稿的前一天，北大人民医院的邢志敏医师在诊室被刺，蒙面的行凶者逃之夭夭。

　　协和医院宣传处的一位工作人员难掩气愤：“不把医生当人看，想砍就砍，这样对待医生，还能要求医生把要砍自己的人当亲人一样对待吗？”

　　科室主任的体验报告让王晓军感触良多，但她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要求。她说，不想就医患问题做更多的评论，因为“医患双方的伤口，都需要时间来抚平”。

　　尽管如此，她也强调，这种不和谐，终将过去。

　　4月12日下午5点，翁习生送走一位临时来找他的病人。这天下午，他看了20多个病号，比规定的特需门诊量多出一倍。

　　谈及现在的医患关系，他说，自己也遇到过“医闹”、可能近在咫尺的威胁，让他感觉防不胜防：“为了自身安全，难道要戴着钢盔，全副武装出诊吗？”

　　行医26年，翁习生看到，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有些医生“耍大牌”，不尊重患者；近些年来，则成了患者不尊重医生，媒体视野中的医生形象，也越来越负面。“但我相信，95%以上的医生，是善良的、负责任的，”翁习生说。

　　他不愿过多地苛责体制与社会舆论，正如他亲身体验排队挂号后，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能不能再多加点号，看更多的病人。“与其盖更多的医院大楼，招收更多的医生，不如我们自己做好每一天的工作，和每一位患者沟通好”。翁习生说。

　　过去，因自己一位当医生的亲人鼓励，翁习生走上了行医道路。从老一辈协和人“医生世家”的身上，他看到了医术和医德的代代相承。现在，他最希望读高二的女儿以后学医。因为他相信：医生这个职业，总有一天会走出如今被误解和中伤的困局，真正得到患者的尊重与认可。

　　■换个视角看医生

　　白衣天使也是人

　　会累瘫在手术台前试着用你的双眼 了解他们的酸甜苦辣

　　会累瘫在手术台前

　　试着用你的双眼

　　了解他们的酸甜苦辣

　　对摄影的热爱，比孙宁东的医生生涯要早一些。

　　1977年，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医学生，亲戚奖给他一台海鸥牌相机。此后的35年里，孙宁东下过部队基层，辗转洛阳、武汉多地，从卫生所长到广州空军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相机始终不离身。

　　5年前，他开始大量拍摄以医患为主题的照片，截至目前已有几十万张。这些照片定格了医患之间的平凡点滴，更为许多人打开一扇通往“白色巨塔”的窗口。

　　今年3月底，孙宁东第二个以医患为主题的影展《仁心仁术》走入广州社区。在这些真实而有温度的记录前，许多人停下了脚步。

　　外科医生的“火眼金睛”

　　上世纪80年代，刚分配到医院时，孙宁东的相机就派上了用场，病人康复前后对照、医院病理标本……后来，他开始把镜头聚焦手术室。

　　可是，当时医院的领导并不支持。看到他挎着相机进出手术室，领导问：“你刀子开好没有？”

　　孙宁东只好把相机收起来，偷偷拍，同时立下“上班不谈摄影”的规矩。

　　但他对摄影的热爱从未止息。孙宁东带着他的相机，走遍全国各地。

　　5年前，成了主任医师的孙宁东，重新把目光投向手术室。不仅因为他现在的身份已可以自由进出手术室，更因为，他想用镜头，定格外科医生的酸甜苦辣。

　　“我认识的许多医学泰斗，直到退休，也很少有人留下他们手术时的身影，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如何工作。”孙宁东说，最美的风景，其实就在他身边。

　　他注意到，外科医生的眼睛，往往十分有神，特别是做手术时，全神贯注，摄人心魄。于是，一开始拍摄以手术室为场景的照片，孙宁东首先聚焦在医生的“眼睛”上。

　　透过他的镜头，你可以看到，守望着病人生命的医生们，眼神平静专注；手术到了千钧一发之际，他们也会紧张地蹙眉，或者努力睁大双眼，试图看得更仔细……头顶上的无影灯，也仿佛一双双眼睛，映照着不知疲倦的他们。

　　一双低垂的双目，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不知能否醒来，年轻的女医护人员忍不住双手合十，默默祈福。

　　2006年9月28日，孙宁东的首个影展开展，名为《火眼金睛仁者心》。

　　为体会病人痛苦 自己给自己拆线

　　有手术时，全神贯注；没手术时，就端着相机去别的手术室。很难看出，精神饱满的孙宁东，曾是一位肝癌患者。

　　2008年9月，医院挑选一批医护人员赴南沙群岛执行任务。许多医生不愿意去，可孙宁东报了名。一来，他想给年轻医生带个好头；二来，想趁机去拍摄守礁的士兵。

　　孙宁东接受了例行体检。他的爱人郭阿姨是医院B超科主任，帮丈夫拍了片子。

　　“郭主任，你给我盖个合格的章呗！”孙宁东戏谑地对妻子说。

　　拿到片子一看，郭阿姨的身体僵直了，一下子沉默下来。她把片子递给丈夫：“你也是搞这行的，自己看。”

　　孙宁东宽慰妻子：“不就是发现个小东西嘛！”

　　事实上，他很清楚，命运跟自己开了个玩笑：作为肝胆外科大夫的他，救治过无数肝癌病人，没想到自己也患上了肝癌。

　　所幸，肿瘤是良性的，发现也早。9月23日，孙宁东接受了手术。

　　术后，孙宁东的伤口被打上钛钉。等到要拆线时，他抚摸着伤口，忽然想到：“以前我帮病人拆线，他们疼不疼，下手会不会重了？”于是，他拿过起钉器，自己给自己拆了一回线。

　　还躺在病床上时，孙宁东的一位癌症患者——74岁的王强到医院换药，意外发现孙大夫也成了病号。

　　此刻，他们不再是相对的医患双方，更像是同病相怜的病友。什么也没有多说，孙宁东一边打吊针，一边为王强写药方。

　　这一次，他成了被拍摄的主角——同样热爱摄影的女儿为他定格了这一瞬。

　　医生也是人 也会累得趴下

　　手术后不到一个月，孙宁东就重新站上手术台，回归一位普通外科大夫的工作。

　　“医生也是人嘛，手术台上，他们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候甚至站上十几个小时、几十个小时，不吃不喝，想尿不能尿，以至外科医生早晨不敢多喝水；手术台上高度紧张，手术结束后突然松弛，的确感觉很累。”这是孙宁东的真实工作状态。

　　这次影展期间，孙宁东发现，一组名为《又是夜深人静时》的照片，最受观众注目。

　　从相片中可以看到，医疗仪器上的时间，从凌晨4：40持续到5：49，一台普通的大型手术仍未结束。而手术没结束，所有人都不能离开手术室。

　　于是，两位身心疲惫的年轻医生，累瘫在手术台前。一位趴在窗台，另一位背对手术台坐着，双肘支撑在膝盖上，脑袋又支撑在双肘上，享受这难得的片刻休息。在他们背后，更多医护人员仍在紧张忙碌。

　　孙宁东的镜头，记录了许多医护人员点滴的生活瞬间，他们也要应对平淡琐碎的生活：在简陋的宿舍，两位护士一边取暖，一边捧着盒饭，那天兴许是有高兴的事，两人就着比平时丰盛的菜肴，似乎吃得很香……

　　“有幸在手术之余，我记录下了他们在手术室里的点滴故事。这些平常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用你的视觉，亲自去了解一下医务人员的酸甜苦辣，感受一下他们身边所发生的……”在影展的结语，孙宁东这样写道。

　　记录患者间的温情点滴

　　除了关注自己的同事，孙宁东的镜头，也投向患者。

　　一组名为《爱心老人》的照片，记录下来自河南农村的王新民大爷在医院的生活。

　　2010年5月，年过七旬的王新民因胃癌住进空军医院。起初，他对自己的疾病有很多担忧。孙宁东指着自己的伤口，安慰道：“我得过肝癌，这种癌号称‘癌中之王’，您那个，级别最多只算个‘营长’，我都挺过来了，您怕什么呢？”

　　成功实施手术后，王大爷回了老家。过了两个月，神采奕奕的他重新回到空军医院。在感谢孙宁东后，他又回到原来的病房——住院期间，王大爷和他的同室病友，也是一位癌症患者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想鼓励自己的那位老弟，也坚强地战胜病魔。

　　孙宁东当然没有忘记捕捉这温情一刻：一双健康的手和一双蜡黄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仿佛在传递生命的能量。

　　通过影像让更多人尊重理解医生

　　近些年来，让孙宁东感到困惑的一点是，医院里所有医生的子女，几乎没有一个学医的。

　　1999年，女儿填高考志愿时，坚决不报考医学专业，理由是，看到爸爸“太累”；而最近，孙宁东问他隔壁科室的同事，会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学医？这位同事一口回绝了，“当医生没有安全感！”

　　孙宁东说，据他所知，去年，在广东省范围内，医生死于患者之手的恶性事件就有三起。医院里的医患纠纷，也曾与他近在咫尺，一言不合，医患双方爆发口角甚至肢体冲突。

　　酷爱拍照的孙宁东，怎么都不愿意记录下这些“精彩”场面。

　　在医院里，他是出了名的“好脾气”，从医几十年来，他与任何患者都相处融洽，连口角都没有。但弥漫在同行之中的不安全感与无力感，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

　　过去，他用相机记录下病人的体征数据，为的是替病人存档；现在，孙宁东发现，这些数据也有可能成为“证据”，因为“防人之心不可无，我身边有医生遇到过，病人在医院说得好好的，后来突然‘倒打一耙’”。

　　有人问孙宁东，被确诊为肝癌的那刻，他是否惧怕死亡。孙宁东回答：“既然选择了医生，就是选择了奉献，你的生命就是和病人的生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即便有一天你不在这个世界上，你的生命也会在你的病人身上得以延续。”

　　而现在，对生命乐天达观的他也希望，“给医生一个宽松的环境，不让他们在拯救病人生命的同时，自己冒着搭上生命的风险”。

　　医生这个职业，曾带给他尊严，而今的医患关系，却让他多少感到一丝无奈。他只是比从前，更停不下手中的快门。他说，要疏解目前在某种程度上已剑拔弩张的医患关系，关键在于医患双方的相互沟通与理解。以影像记录与传递，就是他的方式。

　　“我不想过多地去赞赏我的同事，我只想通过我的作品，让更多的人理解他们、尊重他们、给予他们生命的权利和尊严；医患关系本身就是为了一个共同目的，拯救生灵，治病救人，希望我的作品能使我们的医患关系更加和谐、更加亲密、彼此成为朋友。”孙宁东说，这是他透过自己的镜头，最想展现的。

　　记者手记

　　相信迷雾终将散去

　　4月12日，凌晨5点18分，天色微亮。我加入协和医院挂号长龙的时间，比翁习生3月26日排队体验的时间早一些，我的体验感悟，却和他大抵相似。

　　我们都遇见了许多比我们来得更早的患者，也遇到了在长龙中来回穿梭的、卖号的、卖报的、卖马扎的人。

　　一位阿姨掂量了一下小贩手中的马扎，砍价：“去年才8块一个，今年怎么涨成10块了？”一对夫妇为了看上专家号，半信半疑地和号贩子走了。

　　和翁习生一样，我也清楚：即使此刻都身处等待的队伍，患者身体的病痛、焦灼与忐忑共生的期待，我们永远无法真正感同身受。

　　6点21分，我赶上“末班车”，成为第一批得以进入挂号大厅的人群。

　　一个小伙子在窗口大声嚷起来：“我已经排在够前边的了，难道前面的人全都看妇科吗？”保安把他从等待的队伍跟前劝出来，和他耳语几句后，他离开挂号大厅，脸上余怒未消。

　　6点38分，我排到挂号窗口前。试着询问一下：消化内科、妇科、免疫内科等热门科室，都排不上了，连普通医生的号都没有。

　　一些已经“挂”出了经验的患者教我，要想挂上难挂的号，有一种方式，是到医院广场上找工作人员登记，排明天的号。这可以大大增加成功几率，但缺点显而易见：当天晚上十点前，必须回到广场“待命”，工作人员会不定时“点名”，被点到的，将能先于其他人挂号。但一旦错过了，预登记就作废。

　　这意味着，你要耗费一天一夜，特别是一个“严防死守”的夜晚，才能挂上号。

　　的确只有重复患者就医的轨迹，才能真正感受到他们的不易。

　　另一方面，我也看到医生的步履维艰。

　　我很难想象，“急诊科女超人”于莺是如何写出那些鲜活生动的微博的。协和急诊室里，焦躁、病痛，甚至伤逝，每天在这里交织；我也很难想象，两次向挂号难大刀阔斧“开刀”的翁习生，在听说自己的一个“专家号”在号贩子手里被炒出高价时，是怎样的心情。

　　在又有医生被恶性伤害的背景下，我找不到一丝新闻兴奋，更遑论一些医生，已视媒体如“洪水猛兽”。一位外科医生说：“一条报道用‘六成人对哈医大血案感到高兴’作为标题，这不是加剧医患关系紧张吗？”

　　翁习生说，他现在，真如网络语言所说，“压力山大”。他也会害怕，但知道，若患者的刀真向自己挥舞，他注定“防不胜防”。

　　无论是采访于莺，抑或翁习生，抑或广州空军医院的医生兼摄影师孙宁东，谈到如何缓解医患关系，他们说得最多的，都是“沟通和理解”。

　　于他们而言，写微博、发联谊卡、以影像记录和传达，都是在向患者袒露心声。他们没有放弃，并且相信，迷雾终将散去。

　　此刻，回溯协和的“做一天患者”体验，既像是给凶手，以及那些对恶性事件感到“高兴”的人们一记温柔的耳光，又像是一句虽然轻，却发人深省的呼唤。但愿有一天，不再“就医难”；也但愿，有着一颗“父母心”的医者，能够不再心寒。

　　在协和医院的广场上，一对北京本地的老夫妇让我印象深刻。为了帮着从河北保定前来，患上间质性肺炎的弟弟挂专家号，全家一共出动了三个人。他们乘最早一班公车前来，两人排普通号，一人排特需号，连排了两天，还是落空了。

　　最后，他们抱着碰运气的想法，直接找到呼吸内科那位姓徐的专家，说明自己的难处。徐医生二话不说，就帮他们加了号。当天下午，病人已作完检验。

　　“医生真好！”这位姓赵的大爷并没有埋怨。老伴则在一边搭腔：“实习生小伙子也不容易，看他们连口水都顾不上喝，上个厕所还要小跑。”

　　——这就是将心比心后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