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药品收入为成本，是转变思路、告别以药补医的一个理论创新。应当说，为了告别以药补医，我们在新医改伊始，就从理论上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为告别以药补医提供了较为有力的理论支撑。

　　然而，由于理论创新尚不够深入，尤其是在体制机制方面，局限于医药分家、取消医院药房等等比较浅表的理论层面，无法对较深层次的告别以药补医理论进行探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一直无法触及医院和医生自觉调整结构、将告别以药补医视为己任的根本问题。如果没有这一客观要求，告别以药补医就始终缺乏原动力，就可能成为镜中花、水中月。变药品收入为成本就从理论层面直接切入医院和医生自觉调整医药结构、科学诊断治疗、合理控制费用、减轻群众负担等要害问题，为告别以药补医提供了一条富有创新性的、切实可行的、通畅的理论渠道。

　　更为有意义的是，对于告别以药补医，变药品收入为成本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从而为告别以药补医找到了一条可靠的“临床路径”，因而具有比较好的社会普适性和比较大的社会经济价值。按简单的经济学观点，收入是越多越好，而成本无疑是越小越好。将药品收入归入医疗成本，首先就有一个控制成本的效应，从而为告别追求药品收入最大化的弊端找到了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基础——过去，医院和医生之所以无法在告别以药补医和控制药品收入之间取得一个平衡，最重要的就在于医院和医生无法摆脱以药补医这一“精神鸦片”的巨大诱惑：医院离开了以药补医就无法生存和发展，医生离开了以药补医就失去了取得灰色收入的重要来源。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公共财政加大投入的力度，可以改变医院和医生对以药补医这一“精神鸦片”的依赖，如果没有变药品收入为成本的理念支撑，却尚难从根本上改变医院和医生对以药补医问题的深度认知，并进而成为告别以药补医的内在源泉和动力。

　　对于医院和医生而言，变药品收入为成本既是一种动力，也是一种压力。其最大的压力就在于，变药品收入为成本需要医院和医生克服多年来以药补医所带来的巨大惰性和惯性，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控制药品成本，促进合理用药、健康用药，开拓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既有利于国民健康又有利于医院发展的医改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