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常见的辩护声音是，明星也是凡人，并不具备更强的鉴别、审查和监督能力。况且，明星在代言时，产品本身具备国家质检机构核发的合格证书，并未出现什么质量问题，那么作为仅仅参与代言的明星来说，就不该为此负责。相反，人们应声讨的是那些制药企业和监管者本身，而不是将责任归咎于明星。

　　不过，这样的说法恐怕很难服众，更难合乎逻辑。很显然，明星是凡人，在面对药品这样的科技事物时，拥有的认知必定是肤浅的。但是，明星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在拥有大量支持者的同时，他的一举一动也必然需要考虑更多。正如明星代言本身就是市场产业链中的一个环节，通过代言，明星可以由此获得颇丰的利润，那么，为何一旦所代言的产品出现问题，特别是像毒胶囊这种非常恶劣的问题药品，明星就可以用自己没有审查能力来推卸责任？以孙红雷为例，他在广告中自信满满地告诉大家“修正药，放心药”，但在出问题之后，却没有丝毫的歉意，这很难说符合一个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底线。

　　事实上，如果借鉴发达国家更为成熟的处理模式，我们会发现，明星对于食品，尤其是药品的代言，必须恪守权责对等的原则。在美国，无论哪一个领域的明星，对于药品的代言都极为慎重、敏感，甚至因为明星们无法担保必然不出问题，几乎很难出现明星代言的现象。这里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的明星更为珍视自己的羽毛，另一方面，也与法律层面的一系列规定，以及一旦发生丑闻，消费者对此作出的反应更为强烈紧密相关。正如加拿大法律对于明星代言药品、健康食品方面的严苛规定，除非代言者本身有确切的材料自证，自己在规律地使用代言产品，并且从药品或保健品的主要功能上获益，否则就可能在私人诉讼中，面临涉嫌欺诈的指控。

　　反观我国现在的情况，常常表现为明星本身随意代言，只问价格，不问质量；法律上则对明星代言缺乏详细规定；涉及到消费者的反制运动，则基本上处于个别现象，远未成规模效应。

　　具体而言，国内明星大多忽略了代言所需要的责任感，而将问题化为一个市场行为，一旦产品质量出现问题，也很难看到有明星出面表示歉意。甚至有些明星在明知某产品有重大质量问题的情况下，依旧在利益的驱动下为其代言，此前屡爆丑闻的蒙牛乳业，正是通过重金请来了不少一线明星为自己代言，其情其景，令人唏嘘。

　　而在法律约束方面，三鹿事件之后，《食品安全法》曾表示代言明星也要受到被查实的虚假产品商的连坐，但由于这需要私人诉讼作为基本条件，所以在私人诉讼之路一片坎坷的当下，其效果也基本未能显现。也因此，追责药企也好，问责明星也罢，一个基本的前提都在于消费者运动必须兴盛。但目前的情况显然不容乐观，一方面是消费者本身一味地在市场的冲击下沦为“消费动物”，而丢失了“消费公民”应有的法律意识、道德能力；另一方面，在宏观的社会结构层面，法律上的近乎空白，以及司法力量对于私人诉讼的压制，导致消费者在维权方面担负过重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