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虽然国家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及医疗保障覆盖范围的不断扩大，使得日益严重的“看病难、看病贵”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是在现今医疗资源严重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在当前的医院公益性频遭盈利冲动的道德拷问下，中国的医患矛盾似乎并没有能够得到根本的解决。这就成为医闹的存在土壤和条件。而从另一个角度说，医闹正是医患纠纷无法调解、无法平息的畸形产物。

　　目前，在医院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每天穿梭于各大医院之间，努力寻找着“商机”……他们往往和出现医疗纠纷的患者家属互相利用，或是在医院门前聚众静坐，或是拉起条幅给医院施压，甚至将死者或伤者抬到门诊大厅，通过这些方式，向医院索取高额赔偿，他们再从中分红，扰乱了正常的就医秩序。这个特殊的人群目前已呈现职业化发展趋势，给医院的正常秩序造成巨大危害——这就是“职业医闹”群体。

　　医闹非法获利的潜规则

　　为了应对医闹，几年前广东一些医院的医生曾经戴钢盔上班，一时舆论哗然。今年3月东莞出台的规定：医院保卫室可配钢叉、催泪剂等攻击性装备对付“医闹”，变被动防御，为“主动进攻”，此项规定再次引发争议。如何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从源头扼杀制止医闹的非法行径，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

　　为了解“医闹”真相，5月4日，记者走访了西安各大医院。在病房过道、卫生间、门诊大厅的墙壁上偶尔会发现这样的字样：“承接医疗纠纷、开医院发票等各项业务。”记者拨通了其中的几个，对方均表示，只要能提供患者病例和索赔要求，就能帮助其解决问题。

　　记者拨通了其中的一个电话号码，向其表示有医疗纠纷向他求助。电话另一端传来的是一个中年男性的声音：“只要你提供出详细的病历和事情的原因，我们基本都能解决。”至于收费标准，对方则表示必须面谈。

　　随后，记者通过熟人，找到了一位职业医闹，该人年近40岁，姓赵，在西安一家律师事务所当法律工作者，由于没有律师证揽不来生意，另辟蹊径主要参与代理医疗纠纷。据该男子讲，他曾参与多次“医疗纠纷”的活动，最成功一次是在东郊某医院，妇女案难产死亡，他策划组织家属并雇用社会闲散人员，摆花圈堵门，最终讨要20万元补偿。最失败的，是在西安西郊一家大医院，以老年病人被误诊成脑瘫，患者家属慕名找到他，在他的安排下，拉横幅堵大门，但公安出面后，患者家属接受了调解，结果他只拿到了2000元的辛苦费，他感到非常失败。据老赵介绍，每个“职业医闹”团体都有很多业务员，他们多是无业人员，每天穿梭在各医院寻找“商机”。医院的手术室、儿科、妇产科等科室，甚至太平间，都是他们揽生意的好地方。他们和出现医疗纠纷的患者家属互相利用，一种是在医院门前聚众静坐，或是拉起条幅给医院施压，甚至将死者或伤者抬到门诊大厅;还有一种是“文武全用”即除静坐示威外还要对医生或医政科以及相关负责人进行人身攻击，以此给医院施压。

　　老赵还表示，在索赔时，“医闹”团体一般通过两种方式收费：一种是从医院赔付的总赔偿额中，按一定比例进行抽成;另一种是由患者家属说出一个赔偿底数，他们负责跟医院谈更高的价格，获得赔偿后，超出底数的部分全部归他们所有。据了解，如按一起“价值”为20万元的医疗纠纷为例，如果赔偿“顺利”，“医闹”通常可以收取两成的“好处费”——即4万元。这4万元“好处费”再由“医闹”的组织者抽取大头后向其他人派发。

　　记者问老赵照这样的话一个月能收入多少钱?他以商业机密为由竟不肯说。但他说他并不缺活干，在这行干得久了有点小名气，请的人比较多，全省到处跑忙得很。

　能躲则躲能推则推


　　与“医闹”有多次接触的西安市一家医院医政科科长总结了“医闹”做事的规律。职业医闹都是有组织的，一般都是由资深的“医闹”在医院打探搜集医疗纠纷。得到消息后，“医闹”第一时间与患者家属取得联系，摇身变成患者“家属”，并取得他们的信任，为其“出谋划策”，准备索赔。然后是明确分工。通常情况下，真正的患者家属只需要出现在医院门口即可，便于医护人员的指认，而“医闹”担负静坐、谈判、购买和发放食物等任务。等闹到一定程度后，“医闹”与患者家属会主动一起找医院协商。如果医院一旦不能满足条件，“医闹”就拍桌子、砸板凳，迅速变脸在医院内外大闹，试图在医院“内忧外困”的情况下，迫使医院妥协。但并不是所有的医院都“逆来顺受”，当有一些医院执意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问题时，“医闹”就开始打人、砸东西、骚扰患者、干扰医生办公等等，制造更大的负面影响。个别医院一般到这个时候都被折腾得身心疲惫了，但“医闹”并不会善罢甘休，甚至还扬言要对医院院长、主管医生等进行报复。

　　据西安市一家民营医院负责人称，医院曾多次遭遇“医闹”，他们与某些“医闹”都成了“熟人”。该负责人无奈地表示，由于“医闹”无理取闹，“明哲保身”成了眼下许多医生的信条。一遇疑难杂症，不少医生不约而同地选择回避，“能躲则躲，能推则推”，生怕“引火烧身”。

　　从头戴钢盔到配钢叉催泪剂对付“医闹”

　　为了防止医闹，几年前广东一些医院的医生曾经戴钢盔上班，一时舆论哗然。今年3月东莞又出台规定：医院保卫室可配钢叉、催泪剂等攻击性装备对付“医闹”，变被动防御，为“主动进攻”，此项规定近日引发争议。

　　“我不赞成这种做法”，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医院配钢叉、催泪剂的消极做法在气氛等各方面加重医患隔阂，只能加重医患关系的紧张。他表示，要缓解医患关系，应该从多方面努力，首先政府要加大投资，让老百姓少掏腰包。

　　“医德人文精神的沦落是医患关系紧张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钟南山指出，一些医护人员连起码的医德底线都没有，出现了活婴当死婴、堕胎药当安胎药用的荒唐事。

　　钟南山最后说，病人的期待过高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医患关系趋于紧张。“现在是购买服务，病人的理解是我买头等舱，你就得给我头等舱，我要奔驰你就不能给我别的。但在医院你多花钱不见得就能把人救得活，医疗和其他领域不一样，有很大的未知数。一般的公众认为我给了这么多钱就得给我治好，这根本不可能”。

　　陕西立刚律师事务所律师房立刚认为，现在两部委发布《通告》打击医闹，首先是一个进步，至少有专门的法律来规范这件事，虽然以前的《刑法》、《治安管理条例》都有提到，但成效不大。公安系统的加入，必将会有力地保护医护人员的安全，保证医疗秩序的正常。谈到发布《通告》之后，能不能彻底解决医闹问题时，他举例表示，这好比水污染了，找到污染源头，才可以保证清水长流。同样，在医闹问题上也是如此，单凭一个《通告》想要彻底解决问题是不切实际的。要挖掘医闹背后的实质问题才是关键，只有真正找到了不安定的源头和原因，对症下药，才能保证稳定和谐。房立刚说，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司法裁判体系，是处理医患纠纷的唯一有效途径。《通告》只强调了严格执法、严厉打击，这没有错，但更应考虑如何治本的问题。

　　西安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王国琪认为，从社会和法律的角度讲，医闹的频发也反映出医疗纠纷调解部门的缺失。他说，消除“医闹”最好的办法就是消除患者“告不如闹”的心理预期，但主要是通过改革重建医患信任。而重建医患信任不是短期就能够做到的，这需要通过医院的服务和医疗水平长时间的在患者的心目中建立地位。患者如果遇到医疗纠纷需要完全的平等，需要建立第三方的机制对医疗鉴定进行监督，让患者感到公平、公正和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