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困境调查:应建公开透明捐赠体系
发布时间:2012-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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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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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40岁的深圳打工妈妈袁德珍在经历半年内接连失去丈夫和儿子的悲痛煎熬后,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将自己脑死亡的11岁儿子田干的所有器官及遗体捐献出来。
5月13日母亲节当天,在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下称中山一院)进行的器官捐献移植手术中,小田干留下的器官和眼角膜使5人得到了及时救治。袁德珍捐亡儿器官救5人的义举感动了无数人,但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折射了我国目前器官捐献所面临的尴尬和困境。
器官捐赠数量之困
长期以来,我国器官捐献的发展一直举步维艰。据卫生部统计数据,我国目前约有150万患者急需器官移植,但受捐赠器官少制约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为1万余例。我国是世界上器官捐献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负责此次小田干器官捐献移植手术的中山一院副院长何晓顺说,我国每年死亡人数900多万,其中比较适合器官捐献的如因交通意外、中毒、脑出血等死亡的潜在捐献者占近四成,也就是说理论上有300多万人是可以进行器官捐献的,然而实际上我国每年捐献器官很少。
中山大学眼科中心陈家祺教授也表现出同样的无奈。现年73岁的他从医50余年。自他从事眼科工作的那一天起,就知道国内眼科专业存在着一个难题——角膜材料稀缺。他说,从技术上讲,我国角膜移植手术已经很成熟,但是如果没有角膜材料,再好的技术也派不上用场。很多患者在黑暗中焦急地等待着。
另一方面,在器官供求紧张的背景下,却存在着部分器官的浪费。目前世界上已能成功进行的器官移植包括心脏、肾脏、肝脏、胰、肺、小肠以及腹部多器官联合移植等。由于我国医疗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间的差距,“现在不是每一种器官都可以移植。”何晓顺说。
“非移植”医院亟待建立相关评估考核
2010年,卫生部公布了具有人体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名单及其相应的人体器官移植项目,全国31个省份的163家医院名列其中。然而,据深圳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赵丽珍介绍,许多潜在的捐献者其实都来自“非移植医院”,即163家具有移植资质医院之外的医院。
何晓顺表示,我国器官捐献者大部分初访单位是在基层医疗机构。“遭遇车祸、脑外伤等意外后,许多人由于病情严重,不可能全都送到大医院,而往往会就近到基层医疗机构救治,而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水平和环境相对较差,对器官捐献知之不详,对供体的维护也缺乏必要的经验。”何晓顺说。
为此,赵丽珍提议卫生行政部门应该将这些“非移植”医院纳入到捐赠医疗管理体系当中,进行评估考核。“若不进行进一步的制度完善,许多医院就会抱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积极性不高。有时候专家组到一些医院评估潜在捐献者的条件,他们甚至会认为这是在干扰他们正常的医疗秩序而不予配合。”
广东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主任李劲东说,“非移植”医院首要责任是抢救生命,在当今医患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其对器官捐献的不配合可以理解。“这就需要卫生部和红十字会制定更严谨的器官捐献流程,将器官捐献纳入到对这些医院的评级考核中。”
据李劲东介绍,在国外的一些医院,主治医生在通知病人家属患者病危、没有生还希望时,还须告知家属器官捐献事项,由家属决定捐献与否。“主治医生要是没有尽到告知义务,就会受到处罚,严重的会被取消处方权。”
困难捐献者家庭救助与人性关怀有待完善
2007年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人体器官捐献应当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在此原则上,如何区别于器官买卖,这是对经济困难器官捐献者家属进行救助过程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进行器官捐献可以减免捐赠者一些医疗费用和丧葬费,这是国际惯例,没有争议。现在的社会救助是需要向民政部门申请的,民政部门根据申请家庭的实际情况,决定给不给救助,给多少。”何晓顺说。
以小田干的器官捐献为例。赵丽珍说,小田干之前的手术费用总计大概是五六十万元,扣除交通事故保险赔偿金,还有近6万元的欠费。对此,红十字会会通过自身的专项救助资金和社会募捐帮忙筹集。
“我们要做到既不是‘人去财空’也不是‘人去财来’”,负责此次小田干器官捐献的深圳市红十字会协调员高敏说,“对器官捐献者家属的人道救助更应该是一种长远关怀”。
高敏说,2011年深圳市首例多器官捐献者张章的亲属患鼻咽癌住院,因家庭困难,深圳市红十字会主动帮助其申请医疗救助。同时,深圳市红十字会在征得家属同意后,还为深圳市400多名器官及遗体捐献者建立了网上墓园,以示纪念。赵丽珍也表示,今年将提议申请在深圳市中心公园建立器官捐献纪念园和纪念碑,缅怀捐献者的义举和爱心。
据李劲东介绍, 广东省早在2008年就在广州增城市建立了广东省器官捐献纪念园。
建立公开透明的捐赠体系
在器官资源短缺,供求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无偿捐赠的器官如何公正、公平地分配到真正有需要的人身上,而不完全由医院、医生决定甚至被非法器官中介用来牟利,成为有意捐献者最担心的问题之一。
广州市社情民意研究中心今年5月份的一项调查显示,1000多名受访者中,逾八成担心捐献的器官有可能被拿去买卖。小田干的事情被媒体报道后,一些网友也表示很关心“小朋友的器官捐献给了谁,究竟是谁在受益?”
为保证患者公平地得到器官供体,2011年,卫生部委托中国红十字会在全国163家拥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试点“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卫生部要求公民捐献的器官通过此系统进行统一分配。
何晓顺说,本次小田干器官捐献的5个受体的筛选也都是通过此系统完成的。按照区域优先的原则,在输入血型、身高、体重等数据后,系统通过电脑自动筛选排序产生受体名单,整个过程公开透明。
据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总会在今年3月份举行的全国器官捐献试点总结会上披露的数字,自2010年3月中国红十字总会与卫生部正式启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开始,截至2012年3月,我国共完成器官捐献207例,捐献大器官546个,挽救了500余个垂危的生命。
但是,正如有关专家所说的那样,我国的器官捐献目前还“仅仅是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5月13日母亲节当天,在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下称中山一院)进行的器官捐献移植手术中,小田干留下的器官和眼角膜使5人得到了及时救治。袁德珍捐亡儿器官救5人的义举感动了无数人,但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折射了我国目前器官捐献所面临的尴尬和困境。
器官捐赠数量之困
长期以来,我国器官捐献的发展一直举步维艰。据卫生部统计数据,我国目前约有150万患者急需器官移植,但受捐赠器官少制约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为1万余例。我国是世界上器官捐献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负责此次小田干器官捐献移植手术的中山一院副院长何晓顺说,我国每年死亡人数900多万,其中比较适合器官捐献的如因交通意外、中毒、脑出血等死亡的潜在捐献者占近四成,也就是说理论上有300多万人是可以进行器官捐献的,然而实际上我国每年捐献器官很少。
中山大学眼科中心陈家祺教授也表现出同样的无奈。现年73岁的他从医50余年。自他从事眼科工作的那一天起,就知道国内眼科专业存在着一个难题——角膜材料稀缺。他说,从技术上讲,我国角膜移植手术已经很成熟,但是如果没有角膜材料,再好的技术也派不上用场。很多患者在黑暗中焦急地等待着。
另一方面,在器官供求紧张的背景下,却存在着部分器官的浪费。目前世界上已能成功进行的器官移植包括心脏、肾脏、肝脏、胰、肺、小肠以及腹部多器官联合移植等。由于我国医疗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间的差距,“现在不是每一种器官都可以移植。”何晓顺说。
“非移植”医院亟待建立相关评估考核
2010年,卫生部公布了具有人体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名单及其相应的人体器官移植项目,全国31个省份的163家医院名列其中。然而,据深圳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赵丽珍介绍,许多潜在的捐献者其实都来自“非移植医院”,即163家具有移植资质医院之外的医院。
何晓顺表示,我国器官捐献者大部分初访单位是在基层医疗机构。“遭遇车祸、脑外伤等意外后,许多人由于病情严重,不可能全都送到大医院,而往往会就近到基层医疗机构救治,而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水平和环境相对较差,对器官捐献知之不详,对供体的维护也缺乏必要的经验。”何晓顺说。
为此,赵丽珍提议卫生行政部门应该将这些“非移植”医院纳入到捐赠医疗管理体系当中,进行评估考核。“若不进行进一步的制度完善,许多医院就会抱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积极性不高。有时候专家组到一些医院评估潜在捐献者的条件,他们甚至会认为这是在干扰他们正常的医疗秩序而不予配合。”
广东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主任李劲东说,“非移植”医院首要责任是抢救生命,在当今医患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其对器官捐献的不配合可以理解。“这就需要卫生部和红十字会制定更严谨的器官捐献流程,将器官捐献纳入到对这些医院的评级考核中。”
据李劲东介绍,在国外的一些医院,主治医生在通知病人家属患者病危、没有生还希望时,还须告知家属器官捐献事项,由家属决定捐献与否。“主治医生要是没有尽到告知义务,就会受到处罚,严重的会被取消处方权。”
困难捐献者家庭救助与人性关怀有待完善
2007年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人体器官捐献应当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在此原则上,如何区别于器官买卖,这是对经济困难器官捐献者家属进行救助过程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进行器官捐献可以减免捐赠者一些医疗费用和丧葬费,这是国际惯例,没有争议。现在的社会救助是需要向民政部门申请的,民政部门根据申请家庭的实际情况,决定给不给救助,给多少。”何晓顺说。
以小田干的器官捐献为例。赵丽珍说,小田干之前的手术费用总计大概是五六十万元,扣除交通事故保险赔偿金,还有近6万元的欠费。对此,红十字会会通过自身的专项救助资金和社会募捐帮忙筹集。
“我们要做到既不是‘人去财空’也不是‘人去财来’”,负责此次小田干器官捐献的深圳市红十字会协调员高敏说,“对器官捐献者家属的人道救助更应该是一种长远关怀”。
高敏说,2011年深圳市首例多器官捐献者张章的亲属患鼻咽癌住院,因家庭困难,深圳市红十字会主动帮助其申请医疗救助。同时,深圳市红十字会在征得家属同意后,还为深圳市400多名器官及遗体捐献者建立了网上墓园,以示纪念。赵丽珍也表示,今年将提议申请在深圳市中心公园建立器官捐献纪念园和纪念碑,缅怀捐献者的义举和爱心。
据李劲东介绍, 广东省早在2008年就在广州增城市建立了广东省器官捐献纪念园。
建立公开透明的捐赠体系
在器官资源短缺,供求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无偿捐赠的器官如何公正、公平地分配到真正有需要的人身上,而不完全由医院、医生决定甚至被非法器官中介用来牟利,成为有意捐献者最担心的问题之一。
广州市社情民意研究中心今年5月份的一项调查显示,1000多名受访者中,逾八成担心捐献的器官有可能被拿去买卖。小田干的事情被媒体报道后,一些网友也表示很关心“小朋友的器官捐献给了谁,究竟是谁在受益?”
为保证患者公平地得到器官供体,2011年,卫生部委托中国红十字会在全国163家拥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试点“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卫生部要求公民捐献的器官通过此系统进行统一分配。
何晓顺说,本次小田干器官捐献的5个受体的筛选也都是通过此系统完成的。按照区域优先的原则,在输入血型、身高、体重等数据后,系统通过电脑自动筛选排序产生受体名单,整个过程公开透明。
据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总会在今年3月份举行的全国器官捐献试点总结会上披露的数字,自2010年3月中国红十字总会与卫生部正式启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开始,截至2012年3月,我国共完成器官捐献207例,捐献大器官546个,挽救了500余个垂危的生命。
但是,正如有关专家所说的那样,我国的器官捐献目前还“仅仅是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