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尿病发病率直线上升，发病年龄却掉头向下。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副主任委员、解放军总医院母义明教授感慨道：“上世纪90年代，年龄曾是判断2型糖尿病的重要参考指标，35岁以下人群很少得2型糖尿病。仅过了10年，这一年龄指标已经作废，2型糖尿病发病已急剧年轻化。”让卫生部北京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郭立新等糖尿病防治专家更为担忧的是，越来越多的青少年高危人群未得到早期干预，将会在成年期发展为糖尿病患者，给糖尿病防控工作带来更加沉重的社会和经济压力。 　　170万青少年饱受糖尿病之苦 　　17岁的2型糖尿病患者刘未，早早就知道了糖的可怕，他正读高一，在紧张的学习中，他每两个月就要去糖尿病专科门诊做一次检查，每半年要去检测尿微量白蛋白、眼底、空腹后C肽水平等，还得密切观察胰岛β细胞功能的变化。 　　父母对刘未的健康状况忧心忡忡：“他常常头晕，精神似乎也不太好，我们以为是学习累的，带他去医院，医生让他去查血糖，结果吓我们一跳。”刘未的生活，勾画了一个“糖孩儿”的典型形象：不喜欢运动，学习紧张，每天都要在书桌前度过所有课余时间。忙碌的家长关注他的学习成绩，远超过关注他的生活方式；在他的饮食谱上，碳酸饮料和快餐食品占据了很大比例。 　　在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肖新华接诊的患者中，像刘未这样的小患者已越来越多，最年轻的2型糖尿病患者还不到10岁。肖新华本来专注与遗传相关的1型糖尿病研究，但现在对来就诊的青少年患者，他都会详细询问病史，即使患者并不胖，也会询问是否出现“由胖变瘦”的2型糖尿病特征变化，而且会观察腋下、肘前、颈部、腹股沟区域是否有局部皮肤增厚或色素沉着，因为90%的患儿会并发黑棘皮病。 　　今年，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大学跨学科肥胖症研究中心合作开展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中国有170万青少年饱受糖尿病之苦。与1994年相比，25岁~34岁中青年糖尿病患病率增加了8倍。 　　母义明针对这一数据指出，在170万名青少年糖尿病患者中，有多少是2型糖尿病患者，并没有具体的流调数据，青少年患糖尿病的“底”还没摸清。 　　肥胖是患2型糖尿病的重要高危因素。然而，我国18岁以下肥胖人群已经达到1.2亿，5岁以下城市儿童肥胖率从2005年的5.3%上升到了2010年的8.5% 。 　　母义明指出，高血糖与肥胖、高血压、和血脂紊乱等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会师”，不但加大了血糖控制的难度，而且增加了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 　　糖尿病流调咋就进不了校门 　　专家表示，当前糖尿病防控体系未充分适应需求，在引导改变个人生活方式和行为上，学校、家庭都存在责任缺失，这是早期干预失灵的重要因素。 　　北京天坛医院内分泌科方红娟博士对住院接受治疗的年轻2型糖尿病患者调查发现，这些“糖孩儿”多半在出现严重状况时才会接受治疗，而学校的常规体检中都不包括血糖、酮体等与糖尿病诊断有关的指标。也就是说，青少年糖尿病高危人群在学校接受常规体检时几乎不可能被发现，得到早期干预的可能性非常低，这使糖尿病防控工作非常被动。 　　多位接受采访的专家表示，针对青少年的流行病学调研和早期干预难以开展，因为“学校的门没办法进去”。专家指出，糖尿病早期发现、诊断，糖尿病高危人群的排查和干预，免不了要抽血，并了解学生的家族史、血压、尿常规、尿糖及酮体等情况，但这些难以取得教育部门的理解和支持。 　　记者了解到，目前学校教育中，缺少关于健康生活方式的教材，而学校的生理卫生课缺乏相关疾病预防知识。郭立新指出，学校过分重视应试教育，学生运动时间严重不足，加上学习压力大、睡眠时间短等都有可能导致或促进糖尿病的发生。 　　专家说，这种针对特定群体的干预，不仅耗时耗力，也很难获得财政支持和科研投入。所以国内针对青少年、尤其是在校学生的干预工作几乎是空白。 　　家庭、学校、政府的责任分别在哪 　　如何让糖尿病防控工作关口前移？郭立新、肖新华等建议，应建立家庭、疾控部门、学校、政府共同参与的四位一体糖尿病防控体系。 　　专家指出，家庭应首先起到“前哨”作用，尤其是父母有糖尿病的，更应密切关注子女的健康状况和生活方式。疾控和卫生部门的责任，是要在全社会开展普及教育工作，开展各种早期干预工作，不仅要深入社区，还应该通过多种手段影响学校、家长，来推动对肥胖儿童的关注等；在体检中应针对高危儿童开展血压、血脂、血糖的检查，增加体育课程和适当缓解学生学习压力，并提醒家长关注孩子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等。 　　郭立新说，糖尿病的发生呈家庭和家族聚集现象，其主要原因是家系的基因缺陷以及家庭成员生活方式的相互影响。家庭对肥胖危害认识不足，甚至很多家长希望孩子稍胖一些，认为这样的孩子更加“强壮”。郭立新指出，由于青春期心理不稳定，青春期糖尿病患者往往会产生更大的情绪波动，从而导致血糖波动大。这样的患者需要得到更多的关爱和理解，需要根据其特点制订更加细致和合理的糖尿病防治和治疗计划。很多时候各方并没有关注这个特点。李光伟指出，生活方式干预能够长期、有效、稳定地降低糖尿病的发病率，但这需要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制定各项综合干预政策和增加财政投入，并监督和保证干预计划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