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路径将大有可为
发布时间：2012-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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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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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杉 医学博士，外科教授、主任医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集团董事长，现任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学分会会长，中国卫生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秘书长，中国医师协会医学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
曾经获得“中国医师奖”、“国家级教学名师（2009）”、“中国医院协会突出贡献奖（2012）”、“中国医院协会优秀院长（2010）”、“最具领导力的中国医院院长”、“中国十大医改新闻人物”、“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奖项。
积极配合医改
《中国科学报》：公立医院作为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它的改革成功与否，将直接影响新医改的进程。作为一所大型三甲医院的院长，您认为在新医改的大环境背景下，应该重点抓哪些方面？
王杉：有两项工作一定要做：医疗质量的持续改进和医疗服务的不断改善。
那么，该如何持续不断地改进医疗质量呢？我想，临床路径必将在其中发挥其特殊的作用。如果没有临床路径，医院根本都不了解自己的疗程，不了解自己的费用，那也就失去了谈判的地位。倘若临床路径一旦全面实行，而政府把握政策的水平不够的话，那也必定将是一场灾难。
所以，我们医院的院长有责任提供给政府一份真实可靠的数据，让政府能制定一个平衡点，既能适当控制医疗费用增长，同时又能保证医疗质量。
《中国科学报》：据了解，医院正在使用学习型临床路径管理应用系统，效果如何？
王杉：我们采用的学习型临床路径管理应用系统一共有四个模块：以医嘱为基础的临床路径实施模块、全程变异轨迹追踪管理模块、临床路径评价改进模块和智能化临床路径辅助生成模块。
它在不改变医护人员习惯的前提下，通过追踪医护人员的医嘱，便能根据科室的需求汇总资料，提出可供医生讨论的临床路径。
所有住院患者入院后便进入该系统，医生诊断上传后，如果有与之相符的临床路径，系统自动会给医生提出建议；如果与医生诊断相对应的临床路径还没有建立或批准，或者医生尚未作出诊断，所有的信息就自动积累到数据库里。
《中国科学报》：在改善医疗服务方面，医院有哪些尝试？
王杉：我们尝试了使用医疗卫生服务共同体（IDS），就是在区域内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之间建立业务联系。
因为解决“看病难”的问题，是不能靠任何一家医院的力量就能解决的事情，而是需要把各级医院组成一个完整的服务体系，一个地区可以有3～5个IDS服务体系供患者选择。
现在我们的IDS服务体系，最远的已延伸到新疆、西双版纳等地。
信息化建设不可或缺
《中国科学报》：那么，您是如何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服务这“两个轮子”走得更快呢？
王杉：一定是现代化的医院管理，务必要重视信息化建设在其中的决定性作用。医院院长，不必在细枝末节上“做文章”，而要注重对医院整体运营情况进行把握。
过去，我们医院信息化建设是一个模块一个模块加上去的，数据没有统一的标准。当院长希望得到某一数据或指标时，不同部门提供的数据可能相差甚远，而且这些数据或许对管理决策者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以2009年为例，我们医院供应科采购物资5904种，涉及176个供应商，申领单位191个，月均发生金额1000万元；设备处采购高值耗材20555种，涉及17个科室，年采购量74859件，月均发生金额1600万元；总计一年的设备购置和维护费用高达近1亿元。
而以前这些都是手工报表，虽然财务处每个月都会上报收支结余情况，但几乎对院长的决策起不到相应的作用。
为此，我们建起了医院资源规划系统（HRP），实现数据流、业务流、财务流三流合一，极大地方便了决策层。
《中国科学报》：当前，学科整合已经成为现代医学发展的大趋势，医院在这方面有哪些尝试？
王杉：我们首先推行心内外科的整合。鉴于当时的情况，在整合方式上，采用了高压政策，现在回过头看，虽然当时在表面上整合实现了，但取得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吸取了这次教训之后，在整合重症医学专业的时候，我开始将注意力投入到整合推进节奏的把握上。首先是利用病房楼改造的机会，将分散在心外科、呼吸科等多个临床学科的ICU病房在物理空间上实现统一。
不过，即便手中握有将近两层大楼、布局先进科学的ICU病房的“诱人筹码”，各个科室的临床医生们对待整合的态度依然不积极，他们宁可在ICU病房中划地盘。
如果此时再强行进行整合，势必会造成事倍功半的效果。于是，我就说服自己冷静地接受了“先同居，再恋爱”的现实。先对ICU的100多名护理人员进行垂直管理，没有想到，不到一年的时间临床医生就完全接受了整合现状，这样重症医学科也就搞活了。
健康管理须系统化
《中国科学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越来越关注，您认为如何更好地进行健康管理呢？
王杉：对于健康的概念，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从最初认为“身体没有疾病就是健康”，到现在更习惯用“六维度健康”（包括躯体维度、心理维度、社交维度、心灵维度、智力维度和环境维度）去衡量健康与否。
但据我所知，不同学科、课题组、党政工团、教育机构等都在做与健康管理有关的工作，内容涵盖了健康信息收集、健康评估、健康干预等环节，但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链条。
过去，我们习惯把体检看成是健康管理，这是个错误的观点。因为它仅仅是躯体维度的健康检查。而真正的健康管理，还必须对采集来的健康体检信息进行科学评估。
目前国内运用的某些疾病风险预测模式，绝大部分都是国外的工具，这些方法从来没有国人的数据去验证它是否正确。所以，我们亟须开发本土化的评估工具。
我想，只有把慢病管理、健康教育、健康促进等一系列内容都做起来，才是真正的健康管理。
《中国科学报》：最后，想请您谈谈医院应该如何处理与媒体之间的关系？
王杉：其实，在2006年以前，我一直认为媒体是一剂毒药，从来不愿意去接触媒体，哪怕是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这样的权威栏目。
但2006年8月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报道了北大人民医院等8家医院乱收费的事情后，我开始意识到，医院一定要学会用现代的媒体方式和手段，特别是主流媒体，塑造医疗卫生行业的正确形象。
当媒体去医院进行采访时，我们要尽可能地提供素材，以便公众能够在客观、公正的媒体报道引导下，了解新闻事件的真相，这也对医院和医生形象的树立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媒体自身也要加强自律，不能为了吸引眼球而断章取义，夸大其词或歪曲事实，这样会进一步加剧医患之间的紧张关系。
曾经获得“中国医师奖”、“国家级教学名师（2009）”、“中国医院协会突出贡献奖（2012）”、“中国医院协会优秀院长（2010）”、“最具领导力的中国医院院长”、“中国十大医改新闻人物”、“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奖项。
积极配合医改
《中国科学报》：公立医院作为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它的改革成功与否，将直接影响新医改的进程。作为一所大型三甲医院的院长，您认为在新医改的大环境背景下，应该重点抓哪些方面？
王杉：有两项工作一定要做：医疗质量的持续改进和医疗服务的不断改善。
那么，该如何持续不断地改进医疗质量呢？我想，临床路径必将在其中发挥其特殊的作用。如果没有临床路径，医院根本都不了解自己的疗程，不了解自己的费用，那也就失去了谈判的地位。倘若临床路径一旦全面实行，而政府把握政策的水平不够的话，那也必定将是一场灾难。
所以，我们医院的院长有责任提供给政府一份真实可靠的数据，让政府能制定一个平衡点，既能适当控制医疗费用增长，同时又能保证医疗质量。
《中国科学报》：据了解，医院正在使用学习型临床路径管理应用系统，效果如何？
王杉：我们采用的学习型临床路径管理应用系统一共有四个模块：以医嘱为基础的临床路径实施模块、全程变异轨迹追踪管理模块、临床路径评价改进模块和智能化临床路径辅助生成模块。
它在不改变医护人员习惯的前提下，通过追踪医护人员的医嘱，便能根据科室的需求汇总资料，提出可供医生讨论的临床路径。
所有住院患者入院后便进入该系统，医生诊断上传后，如果有与之相符的临床路径，系统自动会给医生提出建议；如果与医生诊断相对应的临床路径还没有建立或批准，或者医生尚未作出诊断，所有的信息就自动积累到数据库里。
《中国科学报》：在改善医疗服务方面，医院有哪些尝试？
王杉：我们尝试了使用医疗卫生服务共同体（IDS），就是在区域内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之间建立业务联系。
因为解决“看病难”的问题，是不能靠任何一家医院的力量就能解决的事情，而是需要把各级医院组成一个完整的服务体系，一个地区可以有3～5个IDS服务体系供患者选择。
现在我们的IDS服务体系，最远的已延伸到新疆、西双版纳等地。
信息化建设不可或缺
《中国科学报》：那么，您是如何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服务这“两个轮子”走得更快呢？
王杉：一定是现代化的医院管理，务必要重视信息化建设在其中的决定性作用。医院院长，不必在细枝末节上“做文章”，而要注重对医院整体运营情况进行把握。
过去，我们医院信息化建设是一个模块一个模块加上去的，数据没有统一的标准。当院长希望得到某一数据或指标时，不同部门提供的数据可能相差甚远，而且这些数据或许对管理决策者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以2009年为例，我们医院供应科采购物资5904种，涉及176个供应商，申领单位191个，月均发生金额1000万元；设备处采购高值耗材20555种，涉及17个科室，年采购量74859件，月均发生金额1600万元；总计一年的设备购置和维护费用高达近1亿元。
而以前这些都是手工报表，虽然财务处每个月都会上报收支结余情况，但几乎对院长的决策起不到相应的作用。
为此，我们建起了医院资源规划系统（HRP），实现数据流、业务流、财务流三流合一，极大地方便了决策层。
《中国科学报》：当前，学科整合已经成为现代医学发展的大趋势，医院在这方面有哪些尝试？
王杉：我们首先推行心内外科的整合。鉴于当时的情况，在整合方式上，采用了高压政策，现在回过头看，虽然当时在表面上整合实现了，但取得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吸取了这次教训之后，在整合重症医学专业的时候，我开始将注意力投入到整合推进节奏的把握上。首先是利用病房楼改造的机会，将分散在心外科、呼吸科等多个临床学科的ICU病房在物理空间上实现统一。
不过，即便手中握有将近两层大楼、布局先进科学的ICU病房的“诱人筹码”，各个科室的临床医生们对待整合的态度依然不积极，他们宁可在ICU病房中划地盘。
如果此时再强行进行整合，势必会造成事倍功半的效果。于是，我就说服自己冷静地接受了“先同居，再恋爱”的现实。先对ICU的100多名护理人员进行垂直管理，没有想到，不到一年的时间临床医生就完全接受了整合现状，这样重症医学科也就搞活了。
健康管理须系统化
《中国科学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越来越关注，您认为如何更好地进行健康管理呢？
王杉：对于健康的概念，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从最初认为“身体没有疾病就是健康”，到现在更习惯用“六维度健康”（包括躯体维度、心理维度、社交维度、心灵维度、智力维度和环境维度）去衡量健康与否。
但据我所知，不同学科、课题组、党政工团、教育机构等都在做与健康管理有关的工作，内容涵盖了健康信息收集、健康评估、健康干预等环节，但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链条。
过去，我们习惯把体检看成是健康管理，这是个错误的观点。因为它仅仅是躯体维度的健康检查。而真正的健康管理，还必须对采集来的健康体检信息进行科学评估。
目前国内运用的某些疾病风险预测模式，绝大部分都是国外的工具，这些方法从来没有国人的数据去验证它是否正确。所以，我们亟须开发本土化的评估工具。
我想，只有把慢病管理、健康教育、健康促进等一系列内容都做起来，才是真正的健康管理。
《中国科学报》：最后，想请您谈谈医院应该如何处理与媒体之间的关系？
王杉：其实，在2006年以前，我一直认为媒体是一剂毒药，从来不愿意去接触媒体，哪怕是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这样的权威栏目。
但2006年8月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报道了北大人民医院等8家医院乱收费的事情后，我开始意识到，医院一定要学会用现代的媒体方式和手段，特别是主流媒体，塑造医疗卫生行业的正确形象。
当媒体去医院进行采访时，我们要尽可能地提供素材，以便公众能够在客观、公正的媒体报道引导下，了解新闻事件的真相，这也对医院和医生形象的树立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媒体自身也要加强自律，不能为了吸引眼球而断章取义，夸大其词或歪曲事实，这样会进一步加剧医患之间的紧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