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生育间隔非“放开二胎”信号

　　28岁的刘婷婷（化名）是山东省青岛市人，她和丈夫都是独生子女。今年3月末，已有一个2岁半儿子的她意外怀孕了。全家人都希望她把孩子生下来，但按照山东省今年6月前的计生政策，刘婷婷在30岁前生育二胎须间隔4年，否则算违法生育，需缴纳社会抚养费。

　　6月2日，新修订的《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正式实施，取消了生育间隔，不再执行再育女性须年满30周岁方可生育二胎的政策。按照这一新政策，刘婷婷补办准生证后，腹中的宝宝将能够合法出生。

　　人口大省山东省取消生育间隔政策，一度被认为释放出了“取消独生子女政策”、“放开二胎”的信号。

　　“事实上，‘取消独生子女政策’的说法本身就不科学。我国现行的生育政策并不是一胎化政策。”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说，我国在1980年~1984年确实实行过一段时期的独生子女政策，但在1984年已经调整为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框架，即在多数城市地区实行一孩政策，在多数农村地区实行一孩半政策（第一胎是女孩的家庭可以生二胎），在多数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二孩政策，在部分牧区、山区实施三孩及以上政策。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郑真真教授说，取消二胎生育间隔与生育政策的放松有本质区别，前者不是后者的信号。

　　人口红利已进入下行通道

　　人口学专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陆杰华教授认为，根据目前的人口形势，我国生育政策已经迎来调整窗口期。

　　陆杰华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30多年来，我国累计少生4亿多人口。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总和生育率降到1.8左右，已经低于国际公认的2.1的人口更替水平。进入21世纪，我国持续维持低生育水平。而总和生育率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陆杰华说，我国已经完成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转变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少子化和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2000年“五普”的数据显示，我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22.8%；到了2010年的“六普”，这一比例快速下降到16.6%。与此同时，我国老龄人口还在持续增加。2012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14.3%。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我国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首次下降。“这也从侧面表明，我国的人口红利已从丰厚时期进入下行通道。”陆杰华说。

　　政策调整需循序渐进

　　当前，我国人口增长势头虽然趋缓，但受人口惯性增长的影响，每年新出生人口1600万左右，预计未来20年总人口还将增加约1亿人。

　　陆杰华说，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基本国情不会有根本改变，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仍比较突出，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陆杰华强调，这种坚持不是对现有生育政策的限定，而是要保持合理的人口规模及总和生育率，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口政策的调整应循序渐进，要结合我国国情和各地的实际情况，实施差异化政策。

　　翟振武表示，我国的低生育率水平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所以目前的低生育水平是不稳定的。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一旦放弃计划生育政策，低生育水平会大幅度反弹。

　　翟振武解释说，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社会保障、教育、城市化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目前，全球生育率低于2.0的国家，2011年的人均国民收入普遍超过3万美元，城市化水平、社会保障水平、教育水平等也很高。我国目前的人均国民收入（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为6890美元，城市化水平只有51%，实际总和生育率却已降到1.6左右，比法国和英国低许多。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并不完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

　　利益导向政策有待完善

　　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官方微博“健康中国”上，不少网友留言表示，“一个孩子太孤独了，多一个孩子少一份抚养风险，而多一重养老保障” 。

　　北京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很能理解网友的呼吁。他主张，逐步取消对“单独”夫妇生育二胎的限制。

　　“我国人口政策日趋灵活顺应国情。”翟振武说，如取消对生育一胎的准生审批，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二胎，部分省取消一、二胎之间生育间隔时间的限制，允许再婚夫妇生育二胎或三胎等。他预测，未来2年时间里，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应该还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完善空间。

　　在翟振武看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还包括进一步完善人口计生利益导向政策体系，建立奖励扶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及国家法定奖励政策的标准，推出更多的人口计生民生项目，促进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的有机衔接，使计划生育家庭更多地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同时，还要不断提高人口计生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为城乡居民提供高质量的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以及人口和计划生育信息等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