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产生更加广泛的影响，我们需要达到的正好与之相反：低收入的医疗补助患者。争取到他们意味着在市场获得立足点，而市场中纳税人和供应商正结成联盟，医疗补助风险合同也在发展。

 

　　寻求思想引领型医生的反馈，可以帮助完善和重构移动医疗“超级应用软件”。

 

　　从迄今为止所学的东西中，我们提炼了五个方法供大家参考：

 

　　1、识别和培训新患者。我的患者中90%都有安卓手机，这高于全国70%的平均水平。自从我们开始开发iOS，这已成为一个障碍。一旦在我的实践中发现iPhone用户，下载就存在障碍，就像持有最新的信用卡，但实际上里面已经存钱了。他们确实有iTunes账户，用手机通过Facebook买东西，根据Facebook的反馈，你会惊讶地发现很多人点击一下就购买了。但是我不得不坐在我的患者身边，帮助他们在商店里找到应用程序，并下载到他们的手机里，所以这并不容易。在低收入、高危人群的手机上安装平台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这是没人想做的业务。而我们正在做，纳税人也在与我们合作，其好处是潜力多多。

 

　　2、说服纳税人参与其中。我的直觉是，纳税人会在医疗系统之前签署合作协议，而且我们是正确的。较之医院，纳税人对成本的感受更强烈，而医院现在并不在医疗风险合同之中。当前医机构关注的是患者再入院、ICD-10、二级预防和晚期慢性疾病管理计划等。这些医疗补助纳税人正努力想把医院拉进医疗补助计划部门，有时还连踢带叫的。但他们并不是坐等移动医疗，甚至像增加门诊使用和温和的满意度调查结果这样简单的事情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走进这个思维行为改变并将其作为我们的终极游戏，但软性目标如参与和改进评级仍然具有价值。

 

　　3、确定合适的医生。我们正在寻找早期使用移动医疗的医生，他们持续关注以患者为中心的治疗方式。也许医生一直在建议消费者使用应用软件，而且有经验将其整合进自身实践。然而，我们不需要的正是早期采用患者为用户。我们需要这样的医生，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有源源不断的糖尿病或高血压前期罹患风险的低收入医疗补助患者群。可以这么说，我们需要医生照顾“反量化自我”群。

 

　　4、从患者和医生处收集反馈。如果我们曾经想要衡量这个解决方案，我们就需要大量的医生和患者改进自身产品。如果某医生有一个不能走10000步的患者会怎么样呢?如果他们想要从3000步开始，然后逐步加量会怎么样?如果我们能从医生那里得到这种反馈，这些都是可以添加的简单功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从用户以及那些需要协助加速患者行为改变的普通内科医生和家庭医生那里的反馈。我们需要医生参与到失败的行为改变中。

 

　　5、选择移动医疗APP下载的价格点。穷尽一生的医生知识才能弄清它。同时，我们的市场研究证实，4.99美元价格的移动医疗APP能很好的改变消费者。谁知道，较之免费下载，消费者更有可能在这个价格点下载我们的产品呢?也许这和它是医生开发和在循证指南上发挥功能有点关系。为什么医生开一个详细的行为改变移动处方就该是免费的呢?

 

　　医疗补助计划责任医疗组织(Medicaid ACOs)已经严重滞后于医疗保险医疗补助计划了，这也是为什么医疗行业在帮助该类人群参与移动医疗方面步履缓慢的部分原因。医疗补助计划责任医疗组织得益于移动医疗慢性病管理工具和患者再入院、特别是老年人群再入院的减少，所以没有理由认为，医疗补助计划责任医疗组织将不会看到与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相同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