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主任是王文彬教授、产科专家。上世纪60年代，他是林巧稚大夫的副手，任妇产科副主任，主管科里的行政及日常事务。那时，我工作不久。一天早上，王主任给病房打电话，让我去他的办公室一趟。现在见主任是司空见惯的事儿，那时不同。和主任见面不那么容易，有点诚惶诚恐。 

　　王主任开头的话很客气：“来两年了吧？听说挺能干的。”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突然他话锋一转：“但也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认真负责啊！”接着，他谈到不久前我接生后做新生儿查体，左耳前的小肉赘忽略未记。我对王主任的批评心悦诚服，即便上升到“负责”二字也都可以接受。 

　　我进行了反思，却也有不解之处：我的上级大夫为什么不直接给我指出，而径自上报主任呢？其实，上级大夫无论多么严厉地批评我，我都无话可说。而且，他给我指出后再向主任报告，也无可厚非。这是我年轻血气方刚时的想法，而今倒觉得这种做法也无所谓了。 

　　不过，我始终介意这种“打小报告”的做法，是有教训的：其一是我上大学三年级时，因上课看小说被“告密”，最终以违反课堂纪律被罢免了团小组长之职；其二是大学四年级，同学们在宿舍里随便聊天，谈到找对象一事，我说：“那当然要漂亮女孩呀！”不幸又被“报告”上去，并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毕业分配时，要从700多人里挑15名优秀者到北京协和医院。我是候选人之一，但年级党支部有领导仍以“找对象”的“资产阶级恋爱观”为由反对。所幸，这没有成为主流意见和最终决定。 

　　我做主任20余年，逢资深大夫反映下级大夫的某些问题时，我都会习惯性地询问：“你跟他本人谈了吗？”“你有责任先跟你的下级大夫谈谈。” 

　　这叫出于公心，开诚布公。 

　　（郎景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