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12日，记者柴会群诉中国医师协会、央视王志安、律师邓利强侵权案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案件起因于中国医师协会网站转载并刊登了3篇涉及柴会群的文章，质疑柴在“产妇被缝肛门”和“走廊医生”等报道中犯了低级错误，炮制虚假新闻。据此，柴的律师认为，这些文章和言论损害了柴会群的名誉权。庭审结束后，法院宣布择期继续审理。 
　　
　　医生们关注这场官司吗？他们的关注点在哪？如何看待媒体的监督和公众对自己的批评？本版邀请医生朋友谈谈看法。 

　　媒体监督须遵守规则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中心主任医师卫燕： 我一直在默默关注相关事件的进展。之所以是默默地关注，是因为与绝大多数医护人员一样，繁重的日常工作以及长年累月面对疾苦状态造成的身心疲惫，使得我们很多人在工作之余，不愿再开口辩白。作为近年来社会的焦点，医护人员在听到歪曲事实的报道时，看到在救死扶伤的场所同道倒在血泊中，目睹医学院的毕业生纷纷远离医院，在听到家长们不约而同地劝告孩子不选择医疗护理专业时，内心的煎熬以及对中国未来医疗状况的忧虑很难向别人说清楚。 
　　恰恰也是在今天，2015年1月14日，我读到了法国导演吕克贝松给穆斯林兄弟的公开信。这封信不仅令我感动，也给了我深刻的启示。很希望大家——作为负责任的公民，能够认真读一读这封公开信。其中说到：“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不幸之上。这既不符合基督教，也不符合犹太教，也不符合穆斯林的教义。这只是自私，这种自私把我们的社会和地球带入了深渊。这才是我们要面对的事情。”借用吕克贝松的话来结束我的感受：“把握住权力，用规则来游戏。用民主的方式把握住权力，帮助所有的兄弟。” 
　　欢迎真实、尊重科学的监督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脏科教授张承宗： 不可否认医疗界存在很多问题，欢迎媒体的监督。监督使医疗界的行为更加规范，有利于推动医改进程。但不能因为医疗界有诸多问题，虚假不实的医疗报道就有存在的合理性，这完全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我认为，职业道德对于记者如同医德对于医生，一样重要。记者不可以为了吸引眼球捕风捉影，随意发挥。错了就是错了，知错认错，消除影响。如果错了却不认错，还强词夺理、文过饰非，则令人反感。另外，欢迎对医务界提出批评，揭发不良现象，但要以事实为依据，要出于善意地引导，分析发生问题的原因是医生的问题还是政策、体制或官员领导的问题，而不能打击一大片。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神经科副主任医师王小沙： 其实遇到与医疗相关的新闻，记者咨询一下相关领域的专家，听听专业人员的意见看法，并不是一件难事。毕竟医学是严谨的科学，分科之细、发展之快，连医生之间都有隔专业如隔山的感觉，更何况不是学医出身的记者。 
　　公众人物批评不应以偏概全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宫大鑫：任何一个行业都需要社会监督，善意批评和合理建议值得提倡，但夸大其词、以偏概全、先入为主的言论则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从网上可以看到这样的言论并不鲜见。 
　　例如，演员孙海英曾发微博：“西医是一八三五年由基督徒带进中国的。可现在的医院完全不能同那时的医院相提并论；现在的医院完了！医务人员不学无术，胡搅蛮缠，毫无爱心，无人能管。上帝开创的医病救人的医院，成了流氓无赖集聚的场所，成了混世魔王的乐园！”此条微博被转发上万次，足见杀伤力之大。可是这位公众人物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用职业和行业来划分每个人的道德水平，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去年广东卫视知名主持人王牧笛陪女友去打点滴，因为护士连扎四针才找准血管，便发微博称“我也想拿刀砍人”。后因舆论反映强烈，才以王牧笛道歉收场。 
　　孙海英、王牧笛都是公众人物，且在微博上实名认证，他们发表的缺乏正确价值观、是非观的言论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不容小觑。应有监督机制对这些人的不当言辞进行监督，必要时予以惩戒，否则他们随便说话的杀伤力太大了。 
　　这场官司会带来深远影响 
　　清华大学玉泉医院神经外科教授张玉琪： 无论结果如何，这场官司的意义已超出事件本身，可能会为近年来沸沸扬扬的医患故事结个善果。究竟媒体、医生、患者之间需要构建基于道德的自觉关系，还是基于法律的制约关系？也许二者都不可或缺。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医师张海澄： 高度关注这次诉讼。一直以来，相对于处于舆论监督强势地位的传统媒体，医护是弱势。这场官司将有助于推动媒体从业人员反思，推动建立媒体监督机制。试想，如果媒体从业人员拒绝监督，将批评意见视为对记者的打压，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失控状态？正如医护当中有害群之马一样，记者中间也会有害群之马，这些害群之马损害的是整个行业和社会风气。 
　　希望大家维护行业声誉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施琳玲：这起事件正从追责虚假报道向媒体该由谁来监督的问题转变，但对医生群体来说更实际层面的是行业声誉维护问题。 
　　在以前较长一段时间里，形象与声誉并没有受到医院管理者、医生们的足够重视，认为那是公共资源，与自身利益关系不大。但是这几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医患关系蒙上阴影，而那些阴影与一些缺乏理性的报道不无关系，频繁发生的暴力伤医事件从某种程度上也与此有关系。为此，不少医生开始反思，有些医生已经开始利用新媒体发声，这至少在舆论传播中避免总是处于被动。 
　　柴会群状告中国医师协会名誉侵权案的起因是，中国医师协会举报柴会群在数篇涉医报道中存在虚构事实的情况。在我看来，举报本身就有重要意义——向社会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即医生如再遭遇涉医虚假报道，不应再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