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第17届中国科协年会的一次活动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与广东高校学子交流时，谈到一个观点：“医学的发展太需要人文的指导了。”他同时抛出了一个问题：“医学技术给我们带来了幸福还是痛苦？”的确，我们该如何看待医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技术层面“能”做到的是否都“应该”去做？  

　　随着X线、心电图机、CT等医疗技术的日新月异，随着青霉素、疫苗等治疗手段的不断改进，被攻克的疾病越来越多，治愈医学应运而生，成为诸多医生的主导医疗观。医疗技术的迅猛发展膨胀了治愈医学支持者的野心，在技术至上的现代性医疗语境下，有些医生出现医疗观的“偏盲”——只见治疗，不见照顾，出现技术依赖甚至成瘾。而单纯依赖医疗技术的治疗，并不见得是患者真正想要的，因为有时候这种技术带给他们的只有痛苦体验，毫无幸福可言。 

　　对医生而言，要从医疗观“偏盲”中“复明”，现代性的手段就是回归人文主义的照顾。为此，医生需要好好反思，理解“临床医生”的内涵，贯彻“以患者为中心”的照顾理念，践行“生物-心理-社会”新医学模式。 

　　“临床医生”一词形象传达了医生的职业状态——临近病床，近距离观察患者身心的蛛丝变化，动态了解患者身心的真正需要。医生只有临床才能看见患者渴求的目光，并透过目光了解患者的内心感受，才不会把患者当做是各项指标的集合；也只有在临床，医生才能形成“身心合一”的职业观。这恰恰呼应了照顾的时代内涵。 

　　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进行了身体、心理、社交能力3个维度的定义，并指出其不仅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资源。这启示医生不仅要给予病人技术依赖的治疗，还要给予病人回归人文的照顾。 

　　2003年，梁万年教授曾首次提出医生应同时握有药方与照顾两张处方。2010年，杨秉辉教授提出照顾医学的重要性，并更详尽阐明了照顾医学是对治愈医学的完善与补充。 

　　对“照顾”的重视，这也与2011年5月发布的《中国医生宣言》所强调的病人利益至上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因为就在众多医生还陶醉于大量传染病被攻克的成就感之中时，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谱却已从急性传染病过度为慢性病（如心脑血管疾病、癌症），面对难以根治的慢性病，治愈已不再是患者的主要诉求，而延长生存时间、提高生存质量、获得长期乃至终身的医学照顾才是患者最大的需求。尤其是对于癌症患者来说，面对无法根除、需要长期与之共存的慢性病，他们更需要照顾。照顾者不局限于医务人员，患者家属、卫生保健组织等也都需要参与进来，照顾内容涉及身体、心理、社会、灵性等多方面。 

　　南丁格尔最早挑战了“以医疗为中心”的模式，提出“以照顾为中心”的医疗模式。一味追求治愈和延长生命是技术主义的泛滥，而发挥照顾的作用以满足患者真正的需要是人本主义的回归，体现的是“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医学人文学者王一方教授指出，在高技术语境中继续倡导以照顾为中心，不仅可以缓解技术主义造就的过度承诺与过度期待，同时可以将技术效果在良好专业照顾的伴随下达到极致。“以病人为中心的照顾”理念可以帮助医生走出“技术主义狂欢而人文主义失语”的现代性医疗困境。 

　　改变技术至上的理念，还需要医生“践行新医学模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的“生物-心理-社会”新医学模式，很好地契合了照顾的内容。作为医生而言，不仅要关注患者的生理属性，还要关注患者的心理、社会属性，不仅要依赖先进医疗技术和丰富的临床经验给予患者机械性的治疗，还要凭借以人为本的职业信仰和人文主义的情怀给予患者身心灵的照顾。 

　　早在20世纪初，美国著名医学教育学家奥斯勒（William Osler）就曾指出，医学实践的弊端在于“历史洞察的贫乏、科学与人文的断裂、技术进步与人道主义的疏离”。在技术至上的医疗人文困境中，医生需要叩问以人为本的职业信仰，并在实践中时常自我反思，做到治疗和照顾并行。只有这样，医生才能紧握住“偏盲”可逆性的时机，让自己在重归医学的本质中“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