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抗癌“救命药”全国断供 国内外药品差价巨大
发布时间:2015-08-25
发布人:
央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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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关系到每位病人的健康甚至是生命。而对于一些病症比较少见的病人来说,能不能找到药,能不能找到能负担得起的药品,这几乎决定了病人能不能战胜病魔活下来。最近在网上出现的一个求药贴,让人们把关注目光再次转向了这个容易被忽视的群体。
这个求药贴是一位广东的父亲发布的,他两岁半的女儿患肾母细胞瘤在医院治疗,手术后正在等待化疗,急需“放线菌素D”这种药来救命。而且,这位焦急的父亲写到,“这种药物,不仅我家宝宝缺,还有很多宝宝都缺。”
为什么这位父亲要求这种叫做“放线菌素D”的药呢?根据医疗人士的介绍,“放线菌素D是一种比较小众的肿瘤化疗药物,主要用于治疗儿童常见的 恶性实体瘤,如 肾母细胞瘤 等,疗效比较确切。”此外,这种药属于医保报销的药品,售价非常便宜,一支不到20元,一个疗程下来只需要200多块钱。
然而这种药对于大部分肿瘤的治疗并不是必须的药品,需求量比较小。之前全国只有一家“浙江海正药业”进行生产。这家企业最近因为企业重组,需要对生产线调整尚需工艺验证,所以导致全国断货。厂家表示,最快可能要到9月下旬才能恢复市场供应。
根据媒体的调查,其实之前生产药物的厂家还有另外3家,不过有相关企业已经停止了相关产品的生产,原因是“销量不好,且原料成本过高”。
国产平价药买不到,患者只好购买进口的同类药品。而进口药品一支的售价达到了6千元,也就是说,是国产药的300倍以上。
一支平价的救命药变成了“熊猫药”,难倒了不知多少个病人,多少个家庭。我们期待,随着医改的不断深入,我们在网上看到的求药贴会少一些,再少一些。
为什么国内外药价差距大?政府应该怎样在保证药价合理的情况下,同时满足企业自身的发展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蔡江南认为:
蔡江南:这是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牵涉到我们的药品定价制度,因为长期以来是政府定价,有些药原来价格很低,现在尽管成本很高了,也没有得到及时的调整,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现在以药养医的情况还没有更本改变,从医院来说,它更喜欢使用高价的药,因为这样它的利润更多一些。最近这个情况稍微有一点的变化,今年6月1号开始,国家发改委开始取消了对药品的最高限价,一些不进入医保的药品价格就可以完全自由的放开了。这个药我估计是在专利保护期,其他药厂不能生产,而且我不知道这个药的流通渠道怎么样,它的生产原料是什么,如果是生物制药的话,那它的原料来源会有一定的局限。9月份,会出现一个新的药品的定价政策,应该9月1号出台,可能将来要采取药品供求双方协商谈判的机制,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考虑到药品供需双方的利益。我们期待随着新的药品定价机制出现,这个情况会有所缓解。
早在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戴秀英等就曾在提案中援引调查数据表示,对12个城市42家三甲医院临床用药的调查显示,大医院廉价药短缺情况严重,短缺药品数量高达342种。
我们应该怎么来面对这样一种现象?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全国青联委员吴永强参与了评论。
经济之声:廉价药品现在正在以每年几十种的迅速消失,您觉得廉价药品,包括厂家所说到的销售不好并且原料成本过高,能成为它断货的原因吗?
吴永强:这仅仅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我觉得不应该是根本性的原因。这种廉价药品之所以断货,其中有市场化竞争的原因,比如说有的厂家是没有能力生产这些药品,有的是有能力却不愿意生产,他们追求更高的利益,还有的是可以生产,但是抑制生产规模的。当然,也有药品生产流通领域的一些关联因素导致这个问题。
经济之声: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从它的经营成本和产销的核算比来说似乎可以理解。但是对一些小众的患者来说,它是救命药。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我们怎么才能保证这些廉价药的供应。
吴永强:从表面上看,我们提到成本高、利润少,一些厂家不愿意生产。但是这里头包含着一个是药品生产资源配置的不科学、不均衡,其次也是对生产领域的监管缺位,存在着机制方面的问题。商家逐利无可厚非,但是主管部门如何引导均衡,甚至约束这些商家的单纯的逐利行为,需要一套有效的制约机制和引导机制。
经济之声:对于解决办法,网上呼声很高的,是呼吁建立短缺药品供应保障制度:国家建立一个储备中心,集中整合资源,跨省调配,而不是患者家属向一家家医院“求助”。您觉得这会是一个有效的措施吗?
吴永强:在目前的状况下,这可能是一个相对有效的途径。像刚才讨论的一些机制缺乏导致的现状,对于相当数量有群众基础性的、保障性的、普通性的、价位低的药品是需要从国家、社会、医药生产厂家、流通环节、医院乃至于患者需求等各个层面的具体情况来做综合考量。其次,也需要用大数据进行科学统筹,通过汇总整合,类似于集体采购、集体下单的方式来缓解这些方面的需求。当然,保障性和市场相协调的机制也要允许这些低价保命药的价格有一个空间浮动,这也是应该考虑的范围。
经济之声:前面说到建立保障制度也好,包括跨省调配也好,它都是一个治标的方法,关键还是治本。因为现在重要的问题是生产这种药品的厂家越来越少,比如说节目中所提到的放线菌素D这种药品现在全国只剩下一家企业在生产。是不是从药品的源头我们就需要在国家财政上对这样的药品给予一些补贴,鼓励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吴永强:对于这样的药品,因为它具有保障性质,可以允许它有一个相对合理的或者稍高一些的利润。另外可以采用一些削峰填谷的措施,或者是公益补贴性,从而推动和刺激厂家能够有更大的意愿来生产类似的药品。
这个求药贴是一位广东的父亲发布的,他两岁半的女儿患肾母细胞瘤在医院治疗,手术后正在等待化疗,急需“放线菌素D”这种药来救命。而且,这位焦急的父亲写到,“这种药物,不仅我家宝宝缺,还有很多宝宝都缺。”
为什么这位父亲要求这种叫做“放线菌素D”的药呢?根据医疗人士的介绍,“放线菌素D是一种比较小众的肿瘤化疗药物,主要用于治疗儿童常见的 恶性实体瘤,如 肾母细胞瘤 等,疗效比较确切。”此外,这种药属于医保报销的药品,售价非常便宜,一支不到20元,一个疗程下来只需要200多块钱。
然而这种药对于大部分肿瘤的治疗并不是必须的药品,需求量比较小。之前全国只有一家“浙江海正药业”进行生产。这家企业最近因为企业重组,需要对生产线调整尚需工艺验证,所以导致全国断货。厂家表示,最快可能要到9月下旬才能恢复市场供应。
根据媒体的调查,其实之前生产药物的厂家还有另外3家,不过有相关企业已经停止了相关产品的生产,原因是“销量不好,且原料成本过高”。
国产平价药买不到,患者只好购买进口的同类药品。而进口药品一支的售价达到了6千元,也就是说,是国产药的300倍以上。
一支平价的救命药变成了“熊猫药”,难倒了不知多少个病人,多少个家庭。我们期待,随着医改的不断深入,我们在网上看到的求药贴会少一些,再少一些。
为什么国内外药价差距大?政府应该怎样在保证药价合理的情况下,同时满足企业自身的发展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蔡江南认为:
蔡江南:这是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牵涉到我们的药品定价制度,因为长期以来是政府定价,有些药原来价格很低,现在尽管成本很高了,也没有得到及时的调整,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现在以药养医的情况还没有更本改变,从医院来说,它更喜欢使用高价的药,因为这样它的利润更多一些。最近这个情况稍微有一点的变化,今年6月1号开始,国家发改委开始取消了对药品的最高限价,一些不进入医保的药品价格就可以完全自由的放开了。这个药我估计是在专利保护期,其他药厂不能生产,而且我不知道这个药的流通渠道怎么样,它的生产原料是什么,如果是生物制药的话,那它的原料来源会有一定的局限。9月份,会出现一个新的药品的定价政策,应该9月1号出台,可能将来要采取药品供求双方协商谈判的机制,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考虑到药品供需双方的利益。我们期待随着新的药品定价机制出现,这个情况会有所缓解。
早在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戴秀英等就曾在提案中援引调查数据表示,对12个城市42家三甲医院临床用药的调查显示,大医院廉价药短缺情况严重,短缺药品数量高达342种。
我们应该怎么来面对这样一种现象?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全国青联委员吴永强参与了评论。
经济之声:廉价药品现在正在以每年几十种的迅速消失,您觉得廉价药品,包括厂家所说到的销售不好并且原料成本过高,能成为它断货的原因吗?
吴永强:这仅仅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我觉得不应该是根本性的原因。这种廉价药品之所以断货,其中有市场化竞争的原因,比如说有的厂家是没有能力生产这些药品,有的是有能力却不愿意生产,他们追求更高的利益,还有的是可以生产,但是抑制生产规模的。当然,也有药品生产流通领域的一些关联因素导致这个问题。
经济之声: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从它的经营成本和产销的核算比来说似乎可以理解。但是对一些小众的患者来说,它是救命药。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我们怎么才能保证这些廉价药的供应。
吴永强:从表面上看,我们提到成本高、利润少,一些厂家不愿意生产。但是这里头包含着一个是药品生产资源配置的不科学、不均衡,其次也是对生产领域的监管缺位,存在着机制方面的问题。商家逐利无可厚非,但是主管部门如何引导均衡,甚至约束这些商家的单纯的逐利行为,需要一套有效的制约机制和引导机制。
经济之声:对于解决办法,网上呼声很高的,是呼吁建立短缺药品供应保障制度:国家建立一个储备中心,集中整合资源,跨省调配,而不是患者家属向一家家医院“求助”。您觉得这会是一个有效的措施吗?
吴永强:在目前的状况下,这可能是一个相对有效的途径。像刚才讨论的一些机制缺乏导致的现状,对于相当数量有群众基础性的、保障性的、普通性的、价位低的药品是需要从国家、社会、医药生产厂家、流通环节、医院乃至于患者需求等各个层面的具体情况来做综合考量。其次,也需要用大数据进行科学统筹,通过汇总整合,类似于集体采购、集体下单的方式来缓解这些方面的需求。当然,保障性和市场相协调的机制也要允许这些低价保命药的价格有一个空间浮动,这也是应该考虑的范围。
经济之声:前面说到建立保障制度也好,包括跨省调配也好,它都是一个治标的方法,关键还是治本。因为现在重要的问题是生产这种药品的厂家越来越少,比如说节目中所提到的放线菌素D这种药品现在全国只剩下一家企业在生产。是不是从药品的源头我们就需要在国家财政上对这样的药品给予一些补贴,鼓励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吴永强:对于这样的药品,因为它具有保障性质,可以允许它有一个相对合理的或者稍高一些的利润。另外可以采用一些削峰填谷的措施,或者是公益补贴性,从而推动和刺激厂家能够有更大的意愿来生产类似的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