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全面两孩政策的放开，儿科医生荒这个医疗界的老话题，再次引发全社会的关注。特别是日前上海、广东、江苏多地接连出现儿科急诊停诊的新闻，让儿科医生短缺、人才流失问题，一下子成为“我们能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喜迎两孩时代”的一道限时必答题。然而，记者走进北京、辽宁等地的多家儿童医院实地探访时发现，儿科医生超负荷、高风险、低收入的境遇虽然一直被重视，却始终没改变…… 
  
     门诊等太久，病房挤破头—— 
    “带孩子看病太难了” 
    “给孩子看病太难、太难了。”1月15日晚上7时多，记者在北京四季青医院的儿科门诊蹲点采访，碰上一对带孩子看病的夫妇。 
    孩子的妈妈告诉记者，近期孩子的上呼吸道一直不舒服，咳嗽不止。“前天晚上，孩子觉得憋闷，声音也非常吓人，我们担心有危险，于是夜里12时多到儿童医院排队看急诊。” 
    “可是现在急诊也不急呀。”孩子妈妈抱怨道，儿童医院晚上一共才3位医生出诊，可排队的人一大片。他们排了3个多小时的队才看上病，被确诊为喉炎后，孩子到凌晨4时多才做上雾化治疗。从医院出来后，为方便孩子治疗，他们现买了一台雾化器。 
    孩子妈妈说：“昨天孩子又开始发高烧，怀疑是肺炎，得让大夫看一眼。但我们可不敢去儿童医院了，耗不起，幸好二级医院还不算紧张，等等总能看上。” 
    急诊不急，这种情况在大医院普遍存在吗？1月15日晩9时30分左右，记者来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儿科急诊室。候诊的长椅上，稀稀拉拉坐着20多名患儿和家长。本以为在这儿看病并不难，但记者和一位家长攀谈后才知道，他们是当天下午2时左右挂的号，到晚上还没看上。随后记者了解到，当天晚上，该院儿科急诊室只有一位儿科医生出诊。 
    为了一探北京儿童医院看病的“难”，记者又起了一个大早赶到北京儿童医院门诊二楼，发现候诊区已被全国各地来的患儿和家长挤得水泄不通。10多个诊室的门全都敞开着，每位医生周围都被求诊者围出一个里三层外三层的弧形。记者使劲扒开咨询台前的人群，要靠喊，才能和护士说上话。 
    除了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外，中小城市的儿科状况怎么样？1月17日周日，记者赶到辽宁省营口市中心医院的儿科病房采访。推开病区大门，映入眼帘的是病区走廊里满满的加床。该院儿科病房护士长董丽告诉记者，儿科病区共有52张病床，但目前已经加到107张，还向对面的妇产科病区借了两间病房。记者在靠近儿科病区大门的一张加床上看到，床上躺着两名患儿和他们各自的妈妈。其中一对母子在孩子接受完治疗后，依偎在一起沉沉睡去；另一位妈妈正陪着孩子输液，满脸都是疲惫。 
    孩子看病难，暴露出“医生少、病人多”的现状。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表示，据统计，目前我国儿童患者每千人口只拥有儿科医师0.26人，与美国差了将近5倍。在没有放开两孩政策之前，我国儿科医生总量就已经缺少近20万人。 
    干得多、挣得少—— 
    越来越多人不愿干儿科 
    采访中，很多儿科医生都用一个词汇来总结他们的职业感受：疲惫。 
    1月14日上午8时，北京儿童医院呼吸二科主任赵顺英从病房来到门诊楼，出当天上午的特需门诊。“一想到去门诊，心情就特别沉重。”一是病人太多，二是许多疑难患儿从全国各地来，能否帮他们解决问题，也考验着她的诊疗能力和水平。 
    这天上午，北京儿童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张桂芳出的是普通门诊。和赵顺英要分出许多精力解决难症不同，她要应对的，是从全国各地来的许多本不应到三甲专科医院就诊的轻症病人。记者陪同她出了不到两个小时门诊，她一直被数十名患儿和家长簇拥着，问病情、记录、听诊、开药……她的手和嘴必须同时运转。 
 张桂芳无奈地对记者说：“有1/3到一半的孩子只是感冒发烧，在当地医院就能看。很多患儿家长会抱怨跟医生说不上话，其实我也想从从容容地花10分钟看一位病人，但现实条件不允许呀。就像流水线一样干，我们的门诊从早晨到晚上11时都看不完。” 
    “在医学生眼中，儿科从来就不是一个好的就业选择。”北京四季青医院儿科住院医师冯医生坦言，当年她来应聘的是妇产科。是儿科主任先一步“下手”，才让她“稀里糊涂”干上了儿科。“不愿意干儿科的现实原因之一，是待遇太低。儿科的用药和检查少，对医院的经济贡献低，而现行的薪酬分配制度和创收能力紧密挂钩。北京市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3500元，工作的前3年，我的工资低得都不够资格缴纳个税。” 
    2013年年底，北京四季青医院儿科开设了新生儿监护病房。为提高医务人员的积极性，该院将新生儿监护室的夜班费提升为每天300元。冯医生告诉记者：“现在，夜班费成为我们工资收入里的‘大头’，大家都愿意挣这份钱。可即便加上夜班费，我们的收入还是比外科等热门科室差了一半还多。” 
    除此之外，风险大、家长期望高、专业性质上的吃力不讨好也是让大家却步的重要因素。一位国内知名三甲医院的儿科主治医师告诉记者，儿科被称为“哑科”，病人不会表达，对医生的观察、判断和经验要求都很高，加上现在很多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家里看得娇贵，稍有不慎便容易造成矛盾，不受尊重的次数多了，容易让医生心寒。 
    “综合医院儿科承载了一半以上的儿童诊疗工作，但它正在萎缩也是不争的事实。现在，综合医院的儿科岗位已经失去吸引力。留下的，要么是真正崇敬医学、致力于为儿科事业献身的人，要么就是没有办法走的。即使像我们这种医院，最近10年间也先后有十几名医生选择离职。”这位医生告诉记者。 
    采访中，多位儿科医生表示，他们已经很多年没有休过年假了。此外，2014年，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分会在上海、天津、福建、江西等7个省（区、市）开展的儿科资源调查显示，儿科医生的工作强度是同一医院其他非儿科医生的1.68倍，收入却只有其他科室的46%。 
    提薪酬、重培养—— 
    发展儿科得靠国家发力 
    “现在，招儿科医生实在太难了。尤其是主治医师，已经出现明显的断层。”北京四季青医院儿科主任丁翠萍说，她一直想给病房添一名主治医师，承诺的月薪达到1万元，却招不来人。 
    江苏省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科医院院长王军表示，现在的状况是，县级医院儿科招不到人、大型综合医院儿科招不满人。这种状况，与各大综合医院里儿科的经济收入排名“很靠后”不无关系。在综合医院里，如果没有医院在政策和投入上的倾斜和偏向，儿科很难发展。 
    采访中，多位专家表示，解决儿科困境的根本途径，是国家和政府的重视和决心。为扭转儿科医生短缺的局面，去年7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医师资格考试委员会办公室下发《关于医师资格考试短线医学专业加试专业内容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出自2015年起对儿科和院前急救专业人员开展加分考试。而这一政策从出现起，就受到大多数儿科医生的质疑。 
    赵顺英说，“儿科降分”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策略本身是否合适却值得商榷。儿科专业需要国家的肯定和激励，但达不到要求反而降低门槛的做法，难以服众。这么说并不是唯分数论，但分数代表一定的学习能力，降低门槛会形成“儿科医生低能”的不良印象，长久来看不利于整体队伍的成长。 
    王军认为，要摆脱儿科医生“累、穷、险”的恶性循环，核心是薪酬体制改革，并研究提升儿科相关医疗服务收费价格。当然，这也是整体医改的一部分。要让医生的收入和其专业劳动相关，跟看病的质量和次数相关，而不是和开了多少药、用了多少医疗器械相关，这样才能保证儿科医生的收入和专业尊严。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院管理研究所副所长付强认为，除了薪酬问题外，加强儿科医生的培养和教育，是我国医学高等教育改革和完善医疗服务体系能力建设的紧迫任务。上世纪后期的高等教育改革，在医学院校的本科教育中取消了儿科专业，代之以统一的临床医学专业，儿科学成为临床医学专业的一门课程，如今虽然已经陆续有医学院校恢复儿科教育，但这一改革依然弱化了儿科的学科实力，切断了儿科医生的一部分固定来源。医学院校应尽快恢复举办儿科专业，加强儿科医学生培养，同时加强规范化培训。 
    倪鑫则认为，应大力开展儿科分级诊疗，通过有序分流，让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干该自己干的事。从2012年开始，北京儿童医院开始探索分级诊疗，联合北京地区综合医院建立了北京市儿科综合服务平台，2013年跨省组建北京儿童医院集团。在此基础上，2015年6月18日推出非急诊挂号全面预约，进一步促进分级诊疗。这一系列措施效果显著，2015年，该院的门诊量比2014年下降了17万人次。 
    “全面两孩政策的放开，肯定对儿科医生的需求更大，儿科医生荒会进一步加剧。”王军说，儿科医生是不可能速成的，培养一名称职的儿科医生至少需要15年。在目前状况下，通过国家政策吸引动员更多其他专业医学毕业生从事儿科工作，也许是更快更可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