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贩子的这把“火”，从两会前一直烧到会议中。两会期间，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感谢怒斥号贩子的女孩，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主任方来英建议号贩子入刑。还有更多的代表、委员在思考如何建立分级诊疗格局，从根本上解决优质医疗资源过度集中问题。  

　　严厉打击倒号是治标  

　　“号贩子倒号，招摇撞骗，不仅严重损害患者利益，也严重影响了医院的声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说，“对号贩子应该制定相应法律措施，进行严厉制裁。”  

　　方来英说，号贩子的活动，实质上是一种非法交易。号贩子倒卖的是就诊者和诊治者之间的合约，合约的标志——挂号单，本质上具备有价票证的特点。这种交易扰乱了医疗秩序，危害了公民的健康权和生命权，冲击了社会的公序良俗。“我建议将号贩子入刑，并在刑法修订之前，由最高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司法解释。”方来英说。  

　　团队出诊可以“救急”  

　　“在许多发达国家，病人看病都是有计划的。而在咱们国家，老百姓看病很自由，想到哪个城市、想去哪家医院、想找谁完全自由。一边是高度计划的专家资源，另一边是非常自由的病人群体，这种计划和自由之间的不匹配，才让号贩子应运而生。”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说，号贩子的存在，反映的是医疗资源供应和需求间的不平衡。“北京最近采取把知名专家‘藏起来’的办法，我坚决支持。”这一举措下，病人要由普通医生逐级看病，医院通过把专家“隐身”到二线、三线，用“院内的分级转诊”来规范医疗秩序。  

　　刘玉村说，30年前，就医流程就是病人挂号后，再由医生逐级转诊，这是因为只有医生更懂得病人，如果赋予病人过多选择权利，就会打破正常的就医规律。“有时候，回归也是一种思想解放。”  

　　“去年，我们科室的门诊量是49万人次，而每位医生平均每天最多只能看70位～100位患者。培养一支团队进行有效分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资源稀缺的现状。”葛均波认为，医疗团队成员可以甄别出常见病、多发病，这部分患者由普通医生治疗，疑难杂症则留给专家。事实上，很多患者的疾病并不需要专家治疗，如果这部分人群占用专家资源太多，就会让号贩子有更大的市场。  

　　方来英告诉记者，目前北京市推出的专家团队出诊制，不光是为了打击号贩子。“名医是医生中的精英，一定是紧缺‘资源’。现在需要研究的是紧缺资源的分配方式。”方来英说，现在的分配手段只有两个，或价高者得之，或排队者得之，却难以顾及患者的病情需要。通过专家团队出诊，有利于按照病情需要进行资源分配，既可以提高专家的工作效率，也能确保绝大多数患者得到最适宜的治疗，最大程度地提高整个服务体系的效率，让顶级专家做该做的事。  

　　治本还需分级诊疗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副省长郑继伟介绍，几年前，浙江省各大医院的号贩子问题也是公众关注的热点，但随着浙江省一系列制度和技术层面的改革，这个问题现在变得不那么突出了。  

　　郑继伟介绍，浙江省提出了“双下沉、两提升”（医学人才下沉、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县域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提升群众满意率）政策，不少县级医院与省、市三甲医院形成托管合作关系，建立了水到渠成的转诊体系。“去年一年，浙江省有16家省级医院的1990名医生在县级医院出诊，将更多患者留在了县域内。”  

　　郑继伟告诉记者，截至目前，浙江省有220家二级以上医院加入该省预约诊疗服务平台，去年成功挂号480万人次，相当一部分号源留给了下级医院及社区医院、乡镇卫生院。“与实名制挂号相配合，互联网技术在遏制号贩子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俞光岩教授认为，要从根本上治理号贩子，需要提高基层医务人员的服务能力，加快基层人才培养，缩小大医院与基层的差距，建立转诊制度。另外，也需要对患者的就诊习惯做合理的引导。  

　　郑继伟坦言，从根本上解决号贩子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通过构建合理的分级诊疗体系。浙江省力争到2020年形成比较完善的分级诊疗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考虑出台强有力的医保支持政策，未经正规转诊的，医疗费用不予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