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器官捐献更阳光透明
发布时间：2016-03-17
发布人：
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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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来说，2014年12月3日别具意义。因为在这一天，中国对世界宣布，从2015年1月1日起全面停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将成为供体器官的唯一来源。两会期间，黄洁夫向记者讲述了中国器官捐献的发展历程与展望，“建立一个符合社会公认伦理准则的国家器官捐献体系，确保捐献阳光、透明、可溯源，是我国全体器官移植医生的梦想”。
影响捐献的不是文化，而是管理体制
黄洁夫说，我国器官移植技术能力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在捐献方面，由于2010年以前缺乏正式的公民自愿捐献器官渠道，每百万人口年捐献率只有0.02。要改变我国器官捐献落后的现状，关键是要建立起一套公民自愿捐献体系。
由于我国的器官移植数量远未能满足移植需要，有人担心停用死囚器官将加剧器官短缺。对此，黄洁夫认为，制约我国器官移植数量的并不只是器官短缺。首先，移植手术价格昂贵，不少患者难以支付移植手术和术后维护的医疗费用。其次，目前我国只有169家医院具备一项或多项移植资质，能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生也只有几百人，每年能够完成的移植手术加在一起只有1万例左右。
不过，黄洁夫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医疗保障能力增强，加上公民自愿捐献增加，我国器官移植的数量和质量会逐步提高。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等理念，导致人们不愿意捐献器官。黄洁夫认为，影响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不是传统文化，而是落后的行政管理体制。“我国传统文化中是有一些旧观念，但更有慈悲仁爱、互助互爱的传统美德。只要国家能够建立起公开、透明、阳光的捐献体系和文化导向，老百姓是愿意捐的。”比如，在停用死囚器官的2015年，我国共实施器官移植手术10057例，74%的移植器官来源于公民自愿捐献，26%为亲属间活体来源，实现了移植器官来源的平稳过渡与替代。
黄洁夫介绍，目前，我国每百万人口年器官捐献率达到2.1，处于发展中国家中等水平。2015年，我国共有2766人捐献了器官（包括一人捐献多个器官），其中捐献大器官7785个，位列亚洲第一。“今年1月与去年同期相比，器官捐献数量增加了56%以上，全年的捐献总例数预期将超过4000例，在未来两三年内，我国的器官捐献数量将超过美国。”
公民器官捐献，理应得到社会感谢
在2010年前，因为依赖死囚器官，国际移植界对中国移植领域采取了“三不”政策，即不承认临床移植成果，不允许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临床器官移植文章，不同意中国移植专家加入世界移植社会。让黄洁夫欣慰的是，这样的情况已经得到了彻底改变。
黄洁夫说：“公民器官捐献，遵循的是自愿、无偿将生命礼物奉献的大爱精神，他们理应得到社会的感谢。”我国的器官捐献体系，有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表彰、缅怀、纪念捐献者，保障捐献者家庭权益的机制。红十字会在我国一些省份为捐献者建立了墓地。
我国还推行了人道主义援助捐赠者家庭的举措，例如捐献家庭自付医疗费用的减免等。黄洁夫认为，这与无偿原则并不违背，体现了互助、友爱、社会相互依存的理念。不过，黄洁夫也强调，为了避免交换补偿，人道主义救助的需求评估和决策应在决定捐献后进行；执行人道主义救助的机构必须独立于器官捐献机构。人道主义救助的资金来源应由政府支持、社会捐献以及移植医疗机构的赞助等多个部分组成。
对于国外关于器官捐献者和受益人不能见面的规定，黄洁夫认为，可以根据双方意愿允许见面，让捐献者家属知道自己亲人的生命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延续，这也是另一种方式的慰藉。
希望得到各界支持，获得更好环境
今年两会期间，黄洁夫提交了一份将肾移植费用纳入大病医保的提案，获得了政协医卫界委员的集体签名支持。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约有30万名患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患者需要通过移植挽救生命，而在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中，每年“排队”等待肝、肾器官移植的约有3万人，其中不到50%能够找到合适的器官供体。
“肾移植的医疗费用只相当于2年左右的透析治疗费用。移植术后免疫抑制药物等治疗费用仅是每年透析费用的1/3。”黄洁夫说，肾移植纳入大病医保可以大大节约政府负担的基本医疗费用，患者移植术后的生活质量也大大优于透析患者的生活质量。
今年年初，无锡市人民医院陈静瑜肺移植团队申请搭乘深航早航班器官转运绿色通道险遭拒的新闻，引起黄洁夫关注。“国家民航总局与国家卫生计生委正在制定文件，规定凡是有器官证书的，都要开辟绿色应急通道放行。未来，我希望器官移植事业发展能够得到社会各界支持，获得更好的社会环境。”
黄洁夫表示，下一步将对能开展器官移植的169家医院进行整顿，如果发现有医院没有开展公民捐献，将吊销其执照。对于器官捐献做得好的医院，将升格为开展器官移植的医院。
黄洁夫说，今年，世界器官移植协会50周年庆典和世界器官移植大会将在我国召开。这不仅意味着我国在医疗领域的贡献被世界认可，也将树立我国在世界大家庭中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
影响捐献的不是文化，而是管理体制
黄洁夫说，我国器官移植技术能力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在捐献方面，由于2010年以前缺乏正式的公民自愿捐献器官渠道，每百万人口年捐献率只有0.02。要改变我国器官捐献落后的现状，关键是要建立起一套公民自愿捐献体系。
由于我国的器官移植数量远未能满足移植需要，有人担心停用死囚器官将加剧器官短缺。对此，黄洁夫认为，制约我国器官移植数量的并不只是器官短缺。首先，移植手术价格昂贵，不少患者难以支付移植手术和术后维护的医疗费用。其次，目前我国只有169家医院具备一项或多项移植资质，能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生也只有几百人，每年能够完成的移植手术加在一起只有1万例左右。
不过，黄洁夫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医疗保障能力增强，加上公民自愿捐献增加，我国器官移植的数量和质量会逐步提高。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等理念，导致人们不愿意捐献器官。黄洁夫认为，影响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不是传统文化，而是落后的行政管理体制。“我国传统文化中是有一些旧观念，但更有慈悲仁爱、互助互爱的传统美德。只要国家能够建立起公开、透明、阳光的捐献体系和文化导向，老百姓是愿意捐的。”比如，在停用死囚器官的2015年，我国共实施器官移植手术10057例，74%的移植器官来源于公民自愿捐献，26%为亲属间活体来源，实现了移植器官来源的平稳过渡与替代。
黄洁夫介绍，目前，我国每百万人口年器官捐献率达到2.1，处于发展中国家中等水平。2015年，我国共有2766人捐献了器官（包括一人捐献多个器官），其中捐献大器官7785个，位列亚洲第一。“今年1月与去年同期相比，器官捐献数量增加了56%以上，全年的捐献总例数预期将超过4000例，在未来两三年内，我国的器官捐献数量将超过美国。”
公民器官捐献，理应得到社会感谢
在2010年前，因为依赖死囚器官，国际移植界对中国移植领域采取了“三不”政策，即不承认临床移植成果，不允许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临床器官移植文章，不同意中国移植专家加入世界移植社会。让黄洁夫欣慰的是，这样的情况已经得到了彻底改变。
黄洁夫说：“公民器官捐献，遵循的是自愿、无偿将生命礼物奉献的大爱精神，他们理应得到社会的感谢。”我国的器官捐献体系，有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表彰、缅怀、纪念捐献者，保障捐献者家庭权益的机制。红十字会在我国一些省份为捐献者建立了墓地。
我国还推行了人道主义援助捐赠者家庭的举措，例如捐献家庭自付医疗费用的减免等。黄洁夫认为，这与无偿原则并不违背，体现了互助、友爱、社会相互依存的理念。不过，黄洁夫也强调，为了避免交换补偿，人道主义救助的需求评估和决策应在决定捐献后进行；执行人道主义救助的机构必须独立于器官捐献机构。人道主义救助的资金来源应由政府支持、社会捐献以及移植医疗机构的赞助等多个部分组成。
对于国外关于器官捐献者和受益人不能见面的规定，黄洁夫认为，可以根据双方意愿允许见面，让捐献者家属知道自己亲人的生命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延续，这也是另一种方式的慰藉。
希望得到各界支持，获得更好环境
今年两会期间，黄洁夫提交了一份将肾移植费用纳入大病医保的提案，获得了政协医卫界委员的集体签名支持。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约有30万名患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患者需要通过移植挽救生命，而在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中，每年“排队”等待肝、肾器官移植的约有3万人，其中不到50%能够找到合适的器官供体。
“肾移植的医疗费用只相当于2年左右的透析治疗费用。移植术后免疫抑制药物等治疗费用仅是每年透析费用的1/3。”黄洁夫说，肾移植纳入大病医保可以大大节约政府负担的基本医疗费用，患者移植术后的生活质量也大大优于透析患者的生活质量。
今年年初，无锡市人民医院陈静瑜肺移植团队申请搭乘深航早航班器官转运绿色通道险遭拒的新闻，引起黄洁夫关注。“国家民航总局与国家卫生计生委正在制定文件，规定凡是有器官证书的，都要开辟绿色应急通道放行。未来，我希望器官移植事业发展能够得到社会各界支持，获得更好的社会环境。”
黄洁夫表示，下一步将对能开展器官移植的169家医院进行整顿，如果发现有医院没有开展公民捐献，将吊销其执照。对于器官捐献做得好的医院，将升格为开展器官移植的医院。
黄洁夫说，今年，世界器官移植协会50周年庆典和世界器官移植大会将在我国召开。这不仅意味着我国在医疗领域的贡献被世界认可，也将树立我国在世界大家庭中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