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医者仅仅是将医患沟通的“skill”烂熟于胸，而领会不到“病人利益至上”的专业精神，仍然无法成为好医生。病人眼中的好医生，一定是在病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了他的医生，一定是一位博学却不傲慢、不冷漠的朋友。 

　　互联网时代，医务人员对专业知识的垄断已成过去式 

　　作为一位法律工作者，回顾自己从事13年医疗纠纷法律服务的经历，我感触多多。有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为什么医疗纠纷没有因为医疗行业的关注而减少？为什么医患双方对某诉讼判决的结果往往都不满意？为什么一个人去医院看病，却会对这家医院的两位医生做出大相径庭的评价？为什么面对一起起伤医悲剧，网络上却是一片叫好声？ 

　　在当下的中国，任何一个行业的人都可能成为被诟病的对象。我们的医务人员也会经常被人批评“看病糊弄事儿”、“草菅人命”。同样，在医务人员中，也是充斥着抱怨和指责。要是问问现在的医生，他们最不喜欢从事什么职业的病人，他们往往会异口同声地告诉你：老师、律师、记者、公务员，还有就是自己的同行——医生。因为这五类“学习型病人”不仅有强烈的求知欲望，更有极强的求知能力。在诊疗时，他们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经常让医务人员生气。 

　　实际上，与其抱怨和责备，不如改变自己。随着社会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病人开始成为“学习型病人”。他们经常在“百度”和“谷歌”上搜索有关疾病的知识。互联网时代，医务人员对专业知识的垄断已经成为过去式。医务人员所习惯的“父权式医患关系”（“我是为你好，你得听我的，按我说的做就是了”）已经结束了，唯有“朋友式医患关系”（基于共同参与的学习与讨论）可以令“学习型病人”满意。在法律上，“知情同意”制度完全没有让医务人员免责的作用，而很多医生却还在将其理解为“免责”或“走程序”，少有医务人员将“知情同意”上升到教育患者的高度去看待和重视。这也正是这些年我们签字越来越多，而医疗纠纷也越来越多的原因。 

　　就在国内大多数医生还在抱怨和责备患者的时候，国际上医学的发展方向已经呈现可喜的转变：面对“学习型病人”，有人选择的是主动改变，运用多媒体课件、录像、 App应用软件大幅度提高教育患者的效果和效率，使双方产生“知识共识”。 

　　医患关系紧张的一大原因是医疗服务模式没有从生物医学转向全人医学 

　　2010年的一则消息深深刺痛了我们：国际上赫赫有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登载了一篇名为《中国医生面临威胁》（ Chinese Doctors Are Under Threat）的评论。评论最后指出：如果不改善医生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中国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将不会成功。中国医生应该更多地介入医改过程，发出自己的声音，用自己的经验和建设性意见来帮助医改制度的完善。 

　　2015年，又一则消息深深地刺痛了我们：《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NEJM）发表了题为《来自东方的经验教训——中国正在快速地改革医疗保健系统》（ Lessons from the East— China’s Rapidly Evolving Health Care System）的文章。文章的作者分别是美国全国公民基金会的戴维·布卢门撒尔和哈佛大学的威廉·肖。他们在文中指出：“缺乏广泛分布的专业精神传统，使得中国创建一支政府和公众都信任的医疗保健队伍的努力变得复杂。”该文在国内的医务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 

　　应该说，改革开放30年使我国得到了飞速发展，各行各业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关注、思考那些快速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医患关系的恶化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我国历史上，医生是以“视病如亲”的心态悬壶济世，而病人也常常感激医生是“华佗再世”“仁心仁术”。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谐融洽的医患关系已经日趋淡薄。更有甚者，医患双方反目成仇、对簿公堂。之所以会出现今天这种紧张的医患关系，我认为,一方面是由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滞后于社会发展，造成医院盲目地追求收益所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医疗服务模式并没有顺应社会要求，从生物医学转向全人医学。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种全新的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逐渐取代了以前的生物医学模式。这种现代医学模式更加重视人的社会生存状态，从生物与社会结合的角度理解人的生命、健康和疾病，从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对人的尊重，标志着医学道德的进步。但在我国的临床实践中，真正做到按照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来诊治患者的医生，是少之又少。绝大多数的医生在面对患者的时候，还是“只见病，不见人”。 

　　在医患沟通上，往往是关注了形而下的“器”，却忽略了形而上的“道” 

　　改革开放后，国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只是甘于做“螺丝钉”或“砖头”，而逐渐地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开始重视“自我的价值”，追求“自我的理想”。病人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最典型的标志便是病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和膨胀。这就要求医生及医学生必须清晰地洞察这一变化，并感悟和认同医乃“仁术”，更是“人术”。 

　　在医学教育中，临床沟通技巧的培训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些年，医疗行业也很重视临床医患沟通技巧的培训，但是收效甚微。这是因为我们在处理“心”与“术”的关系问题上有失偏颇：我们往往关注了形而下的“器”（“术”——技巧），却忽略了形而上的“道”（“心”——自我）。所以，在翻译《临床医患沟通艺术》一书的过程中，虽然原著标题为“skill ”，我却执意将其翻译为“艺术”，因为艺术是用“心”的，是有灵感的，是有温度的。而如果从医者仅仅是将医患沟通的“skill”烂熟于胸，仍然无法成为病人眼中的好医生，因为你领会不到“病人利益至上”的专业精神，也难以去给患者送去“帮助弱者”、“敬畏生命”的人文关怀。 

　　希波克拉底将医患关系比为师生关系：“我将像对待父母一样对待那个传授给我知识的老师”。医生原本应当对每个病人都有感恩之心和尊重之心的，在做临床决策时，也都应当将“病人利益至上”作为评判决策对错的“金标准”。然而今天在医务人员的思想深处却有一个观念根深蒂固——“求医问药”。一个“求”字，凸显了医者的高高在上。所以，在门诊，我们很少看到有医生主动向病人介绍自己，在病区，我们很少看到医生在遇到自己的病人时主动打招呼。我们更少看到医生会在查完体之后向病人说声“谢谢”。 

　　只有“帮助病人”，才会让医者获得更持久、更强烈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那么，什么样的医生才是病人眼中的好医生呢？我想，一定是在病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了他的医生。20世纪60年代欧美国家就已经开始反思医学的使命。我国医学界很长一段时间仍是停留在生物医学模式上，医务工作的重心就是“病”。这样做的最终结果一定是失败，因为几乎所有的病人都要死在医院里。 

　　今天的医患冲突，可以说是社会对生物医学模式不满而发生的“变态反应”。只有医学完成了向全人医学模式的转变，将工作重心从“病”转移到“人”，医患关系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在全人医学模式下，医生必须时刻铭记“帮助病人”。也只有“帮助病人”，才会让医者获得比“治病救人”更持久、更强烈的成就感和幸福感。这样，即使面对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我们也可以帮助他减轻痛苦，帮助他提高生活质量，帮助他战胜对“死亡”的恐惧，甚至可以满足他临终前最后一个小小的心愿。所以，我经常告诉我的学生：“病人不满意的手术，成功的也是失败的；病人满意的手术，失败的也是成功的。” 

　　病人眼中的好医生一定是一位博学却不傲慢、不冷漠的朋友。医生因为职业使然，非常容易对病人表现出“冷漠”。医学知识的不对称性又使医生容易“傲慢”。随着“学习型病人”越来越多，他们比以往更需要医生的帮助、安慰和宣教。然而，病人这种强烈的需求很难得到满足，在期望实现不了时，便是深深的失望。带着这种不满、失望的情绪，他们继续治疗，最后一次性地爆发出来。所以，医生必须克服“冷漠”，学会换位思考，尽量去理解病人，体谅他们的痛苦和不便。同时，医生应该用好“学习型病人”，把他们看作医疗服务团队中的一员，紧紧抓住“病人安全”这一共同关心的议题，降低医疗风险。如此一来，医生才可能成为病人“值得信赖的朋友”。如果我们医生真的抱着交朋友的心态去工作，“冷漠”也自然会离我们远去了。 

　　人类从不怕遇到问题，怕的是遇到问题后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我国当下的医疗环境而言，尽管医患关系紧张是不争的事实，但对于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医生并非完全是无能为力。如果您能从烦冗的工作中，抽出一点时间来阅读《临床医患沟通艺术》这本书，相信一定会有收获的。希望这本书可以帮助您寻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法，也希望我们的医学生以及广大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能明白一点：我们爱医学，我们更应该去爱病人。

　　（作者为北京大学医人文研究院院长助理、北京大学医学伦理与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