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精准医学在医药领域的不断升温，肿瘤精准医学也成为肿瘤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我国，目前恶性肿瘤年新发病例达400多万，每年死亡人数约280万，因此通过精准医学应对恶性肿瘤是我国学者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我们的必然选择。那么我国肿瘤精准医学的发展现状如何呢？本文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詹启敏教授对此进行解读。 

　　肿瘤诊疗需要精准 

　　随着对肿瘤研究的深入，在临床诊疗上“粗线条模式”的时代正在终结，只有更加深入地了解肿瘤，并精准进行治疗，才是未来提高整体疗效的关键。 

——詹启敏 

　　提及肿瘤诊疗现状，詹启敏院士习惯于用海上冰山打比方，露出水面的一小部分可以看作能够被人们发现、诊断的肿瘤，而在肿瘤形成并产生临床症状之前那个漫长而复杂的深层次分子生物学改变，就像海面下的冰山一样神秘莫测，它们包括最早的遗传背景差异、免疫和内分泌改变、细胞分子改变、组织器官病变等。由于现有的临床诊疗主要对应肿瘤形成的最后阶段，无论是手术、放化疗、生物治疗，还是中医中药等，都会因实施太晚而显得被动，临床疗效自然难以令人满意。 

　　如今随着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以及各种检测手段的进步，人们逐渐具备了对肿瘤病因追根溯源的能力，这样就有可能在肿瘤发展的萌芽阶段预判其临床转归，并借助分子分型、分子标志物、分子靶点等实现肿瘤早期发现、精准诊断、精准分类、精准阻断、精准治疗，即肿瘤精准医学。肿瘤精准医学有望提高临床疗效，帮助人们确定肿瘤患者应该选择哪种治疗、接受治疗后效果如何、谁会出现严重并发症、患者是否会复发和转移，从而改变现在诊疗中的茫然状态。 

　　詹启敏院士认为，肿瘤精准医学不仅能提高疗效，还可以节约更多的医疗资源。比如用于肺癌的传统药物环磷酰胺和阿霉素很便宜，但只对20%~30%的患者敏感，对其他患者副作用大且疗效不好，因此临床医生已较少使用。而如果通过精准医学手段找到用药敏感患者，就可以用少量费用获得理想治疗效果。同样，在未来随着有价值的精准治疗手段不断开发应用，在获得理想疗效的同时，治疗费用也会明显下降。所以，将精准医学与昂贵的治疗费用挂钩是不少人的误区。 

　　队列研究期待数据共享 

　　肿瘤精准医疗需要大队列研究提供基础数据。中国拥有丰富的患者资源，对于大队列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以往受体制、机制和财力、物力等条件的限制，我们在这方面的发展不够理想。今后在推进此类研究中，我们需要更好的机制保障优质数据在不同研究机构间的共享。 

——詹启敏 

　　对于精准医学的研究思路目前已基本达成共识，即首先在大样本人群和特定疾病患者中，通过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等技术找到疾病产生的可能原因和有希望的治疗靶点。再结合不同临床表现和疾病进程，对肿瘤进行精确亚分类。随后经过生物标志物的分析、鉴定、验证与应用，开发精准治疗药物，实现个性化预防和精确治疗。这其中对大样本人群进行队列研究是重要的研究环节之一。 

　　詹启敏院士认为，由于我国发病人群多、病种全、有一些肿瘤高发区，因此在肿瘤队列研究中具有一定优势，如果能合理利用这些资源优势，我国的肿瘤队列研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队列研究包括关注健康人群和患者群体两大类。 

　　对健康人群的队列研究，可以告诉我们哪些生活习惯、生活环境会影响人的健康。比如美国招募100万健康退伍军人进行的健康人群队列研究，经过多年追踪已经得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我国，也有此类的优秀研究，比如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李立明教授领衔的中英合作研究，对50万健康人群的跟踪已达10年，研究对所有人的生活习惯、生活环境、发病情况等进行了详细的动态记录，形成了生活方式、生活环境和疾病发生发展相互关系的大数据。上海复旦大学金力教授等在泰州也对20万健康人群进行了队列研究。这类研究的特点是人群覆盖面大，需要涉及不同经济发展情况、不同生活环境以及不同民族。 

　　另一种对患者进行的队列研究，相对于健康人群的队列研究，具有更明确的针对性，可以帮助人们优化现有的诊疗规范、诊治标准等，这类研究通常在疾病高发区、易感人群或患者中进行。在我国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肿瘤都有此类研究。 

　　目前，制约我国队列研究发展的重要因素是资源整合困难。詹启敏院士认为，今后的队列研究需要更好的顶层设计，在保障原始数据安全的前提下，让处理后的数据在不同研究机构间充分共享，且能够顺利对接，这样将有利于我国完成高质量大型队列研究，并充分挖掘现有数据的科研价值。 

　　分子标志物亟待临床转化 

　　找到肿瘤分子标志物、肿瘤特异蛋白、肿瘤代谢产物等，经过临床转化就可逐步实现肿瘤的精确诊断和治疗。目前我国学者找到的多个分子标志物均未完成临床转化，加快转化进程对于肿瘤精准医学的发展意义重大。 

——詹启敏 

　　寻找肿瘤特异的分子标志物，是肿瘤精准诊断、精准治疗的前提，针对特殊靶点设计的靶向药物是分子标志物应用的成熟范例。詹启敏院士说，在国家“863”、“973”以及行业专项等的支持下，我国学者已经发现了多个肿瘤分子标志物。这些原创的分子标志物结合了我国患者的特点，涉及肝癌、鼻咽癌、食管癌等我国高发肿瘤。目前这些肿瘤标志物均处于临床前验证、转化和产业化过程中，与临床应用还有一定距离，但在未来一定会对我国肿瘤诊疗提供巨大帮助。为推动这些成果的转化，我国为国家重大项目开放了“绿色通道”，加快审批的速度，以期尽快使科研成果惠及民生。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受药物审批人员缺乏等条件限制，我们的转化进程仍较缓慢。 

　　詹启敏院士说，在未来随着更多的易感基因、特异蛋白等肿瘤分子标志物被发现，将它们进行组合，用于预测肿瘤发生、判断治疗效果、判断复发转移，将是很好的研究方向。另一个颇具潜力的研究方向是检测血液、尿液中蛋白质代谢后的小分子产物，随后依靠生物信息学找到与肿瘤相关的标志物。此外，新靶向药物开发、分子病理学、分子影像学等都是未来的研究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