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我国80岁以上人口已达1899万，每年新增的高龄人口超过100万，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达4000万，老龄化社会的列车正加速向我们驶来。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老年人患慢病尤其是多病共存的现象不断增加。我国老年医学学科的发展现状如何，它与内科等专科有什么区别，其发展又面临着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让老人享有较高生活质量 
   在前不久举行的首届北京协和医院微电影节上，一部名为《奇怪的她》的短片吸引了众多观影者的目光。这段6分59秒的微电影，讲的是一位独居老人因思念定居国外的儿子，在身体康复后仍反复到医院就诊，只为多看看跟儿子相貌相似的门诊医生。 
   “化验指标正常就意味着他是一位健康的老人吗？有很多问题其实被我们忽略了，如老人的咀嚼、听力、记忆、睡眠、情绪等。老年医学不仅关注老人的疾病，和其他专科更关注器官疾病相比，老年医学更关注人的整体需求。”影片末尾出镜的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宁晓红说。 
   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从建国初期的35岁提高到75岁，但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中国老年医学学会会长范利说，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并不等于健康预期寿命的延长，我国的健康预期寿命只有67岁。这意味着，很多老年人最后的8年时间，是与疾病相伴的。目前，我国76.5%的老年人“带病生存”，60岁以上患病率是一般人群的3倍，约60%的老年人患有两种以上的慢病。 
   宁晓红说，老年人心脏、呼吸、消化、神经多系统出问题，是身体老化的必然结果，老年医学科乃至整个医学不能彻底治愈这些疾病，而是尽可能维持器官功能，让老人享有较高生活质量，“这也正是老年医学的核心”。 
   更关注患者整体状态 
   天津市肿瘤医院介入肿瘤治疗科主任郭志教授说，老年肿瘤患者是一个特殊群体，现有的肿瘤患者状态评价体系、药物及治疗方法选择和效果评价并不完全适合老年肿瘤患者。比如，前列腺癌治疗中需要清洁洗肠，但70多岁的患者洗肠后则容易出现电解质紊乱，需要及时给予相应处理，否则治疗难以进行。不少高龄老年患者不愿接受手术和放化疗，而希望通过其他治疗维持生活质量，这也是老年医学关注的重点，“我们也计划在今后能与老年医学专业有更多的交流与协作”。 
   北京协和医院血液内科沈悌教授认为，老年医学更多地关注患者整体状态如何，同时在吃多少药，能承受何种治疗，家属能否护理，将来如何随诊，医药费有无困难，如何预防合并症，垂危者有无遗嘱等，这些专科医生很难做到。 
   沈悌认为，老年医学科医生在评估老人健康状况、重病老人的姑息治疗与临终关怀、失能老人的家庭随访、老年患者常见疾病的预防等方面担任主角。同时，在区分衰老与器质性病变，接受专科医师咨询，参加老年人复杂、疑难病例的会诊提出建议等方面担任重要配角，更承担着为人口老龄化提出应对策略与具体措施、为养老产业提供技术支持、大力宣传推广“有尊严的死亡”的社会角色。 
   医学专业化发展的必然 
   由于西方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比较早，老年医学的发展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北京医院院长办公室主任叶鹏目前正在加拿大达尔豪西大学医学院访问学习，并开展了老年综合评估与虚弱指数在医疗质量管理中的应用等相关课题研究。他认为，再过10年至20年，我国会遇到和西方国家相同的问题，老年医学的产生是医学专业化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现代老年医学之父、美国学者纳歇尔于1941年提出，老年医学旨在为老年提供医疗服务，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对衰老和老年疾病复杂性的高度重视。1935年，英国建立了老年慢病医院；1943年，英国在全球率先展开了针对每一位住院老年患者的评估工作，如失禁、老年痴呆等评估。 
   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老年患者入院，第一站就要去老年科进行评估，如需手术，必须证明是安全的，然后转去外科治疗，患者术后再交回老年科进行再评估，然后再制定治疗方案。叶鹏说：“这样做的目的，是充分考虑患者心脏、呼吸、神经等多方面的问题。外科医生则可以更注重手术和技术质量，同时还可以减少外科的‘压床’时间。也就是说，这样的合作模式能够发挥医生各自的长处，把效率发挥到最大，降低医疗风险，最终让患者受益。” 
   在加拿大，老年医学已形成成熟体系。加拿大达尔豪西大学老年医学研究中心主任肯尼斯·罗克伍德介绍，老年患者疾病急性期，医院会针对急性病症进行治疗；强大的康复医疗体系会给患者提供康复医学支持；介于医院与家庭之间的长期照护模式，为老人提供服务；社区也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从而从不同层面、成体系地为老人提供服务。 
   虽然我国的现代老年医学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与国际基本同步，但发展路径不同。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于普林教授说，我国老年医学发端于老年临床医疗和高级干部保健，是“自上而下”的发展。随着社会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我国老年医学的服务范围正向普通老年人群的大众保健方向延伸，因此学科转型发展面临的挑战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