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恶性肿瘤发病率持续上升且位居全国前列，但死亡率呈现下降趋势。专家认为，肿瘤干预需要“前赴”，即提前一步做好发病管理，以人群筛查、早期诊断带动健康教育；同时需要“后继”，即做好诊治后续的生存管理，从生命全过程对患者及其家庭进行全方位支持。 

　　发病管理：   

　　以人群筛查带动健康教育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郑莹教授介绍，上海恶性肿瘤发病情况最明显的特点是与欧美国家相近：“生活方式癌”已然普遍。 

　　“近年来监测数据显示，上海的结直肠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等发病率持续上升，胃癌、肝癌和食管癌等发病率持续下降。”郑莹分析，以消化道肿瘤为例，我国传统高发的上消化道肿瘤如胃癌、食管癌等，在上海得到显著控制，这与膳食营养改善、感染和癌前期病变控制相关；而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高发的结直肠癌等在上海出现发病迅速上升的现象，主要与生活方式改变有关，比如吸烟、高脂肪高蛋白低纤维的膳食、静坐生活方式等。   

　　郑莹认为，“生活方式癌”的干预，应当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经验，通过政府立法和人群干预项目对全人群进行防控。   

　　“上海的恶性肿瘤发病率高，也在于筛查等健康管理服务质量不断提高。”郑莹说，例如，上海自2011年起开展了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社区居民大肠癌筛查，至今已累计开展粪便隐血初筛检查300万人次，大肠癌诊断时的早期比例从12.1%提高至52.8%。   

　　更重要的是，这一项目的开展提升了市民对疾病防治的知晓率。2016年民生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该项目的市民知晓度（71.6%）和关注度（70.8%）均名列第二。项目实施以来，上海居民对大肠癌常见症状（大便异常改变、下腹部疼痛）知晓率从47.3%提升至60.4%，对粪便隐血检查的认知率从2.2%提升至71.8%，对肠镜检查的认知率从3.7%提升至42.5%。   

　　郑莹指出，目前，我国不同地区的诊疗水平差距较大，各地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将已成熟的癌症筛查措施纳入公共卫生服务，探索我国人群癌症筛查在公共卫生政策上的突破——通过基于循证医学证据、开展大规模人群筛查的同时，做好肿瘤防治健康教育，提升公众对肿瘤核心知识的知晓率。 

　　“我们可以将通过筛查获得早期诊断、良好预后的数据向公众证明，完全不必‘谈癌色变’，只要树立科学防癌理念，就能实现对肿瘤的有效防控。”郑莹说。 

　　生存管理：   

　　为患者提供全方位支持   

　　“上海正迈入深度老龄化，人群年龄越高，患癌风险越大。比如，20岁的人患癌风险为万分之二，而85岁的人患癌风险可达1/5，两者相差100倍。”郑莹说，但上海恶性肿瘤发病率升高的同时，死亡率却呈现下降趋势，目前为266/10万。据上海市疾控中心公布的监测资料显示，上海现有恶性肿瘤患者超过35万人，患者5年相对生存率为53%，高于国家癌症中心报道的30%的全国平均水平。   

　　在郑莹看来，肿瘤患者生存期延长，一方面归因于诊疗水平提升，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亟须重视肿瘤患者，尤其是老年肿瘤患者的生存管理问题。“肿瘤是一种慢性病的理念已得到国际认可，但老百姓的想法还没有转变。”郑莹说：“一直以来，我们强调社会要关心肿瘤患者，但如何才是真正的关心？并不是把肿瘤患者‘隔离’开来，而是把他们当成与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一样的慢性病患者来看待。同样，肿瘤患者及其家人也要有这样的理念：肿瘤治疗是一场持久战，需要临床、家庭、社区乃至全社会的多方支持与协作，各司其职。”   

　　郑莹认为，上海如今的医疗技术水平已与国际接轨，但另一方面，对于患者预后与康复阶段的管理依然缺失，而上海的问题也是全国的问题：如何满足肿瘤患者在各个阶段的不同需求？当患者出院，后续的家庭康复、社区治疗如何跟进？当患者处于晚期阶段，临终关怀是否可以及时给予？   

　　“对于生命全过程的健康管理，上海已在进行各种探索与尝试，比如通过专科医联体，发展社区的后续康复功能；通过推进舒缓疗护，提升晚期肿瘤患者的生存质量；通过培养医务社工与志愿者，给予肿瘤患者及其家庭更多社会支持等。”郑莹说，最为关键的是，创造一个良好、积极的社会氛围。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耐心，更需要迈出第一步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