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医学科普,把病人“越看越少”
发布时间:2017-06-02
发布人:
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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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众号“大医小护”到门户网站“达医晓护”,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急诊部主任王韬在医学科普之路上越走越起劲,对于医学科普的思考也越来越深入。
医务人员为什么要做科普?应该怎么样做好科普?什么才是真正的医学科普?对此,王韬说:“我们应当学习孔夫子,‘吾日三省吾身’。”
“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总要有人开始”
王韬是一个思考者,更是一个实践者。从“大医小护”到“达医晓护”,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与尝试,让更多医务人员投入医学科普队伍。
“大医小护”源于去年王韬承担的一个关于社区护理的科普课题。“我也没想到,这个公众号会引起很好的社会反响,这也证明,公众其实需要我们医生站出来做好科普。”王韬说,“后来,我们发现,仅利用微信等新媒体也已不再能满足需求,我们应当探索全媒体发展——门户网站、手机客户端、公众号、纸媒、电视等,只有通过多渠道、全方位传播,才能吸引不特定的最大化人群”。
因此,在王韬的倡导下,以“大医小护”为基础的“达医晓护”建立起来,以门户网站为“根据地”,集结全国各地、各个学科领域的专家团队,39个主编都是“大牌专家”,轮流坐镇,团队协作,从科普文章到科普视频,从有趣的科普歌曲到好玩的科普相声,从所有创作到运营维护,全体人员都是在职医护人员——这是让王韬最自豪的一点。
“通达医学知识,知晓家庭护理——这是我们的初衷,所有加入我们团队的医护人员都是自愿、自觉、自发,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正如‘达医晓护’总编、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骨科主任董健教授所说:一个医生即使每天不眠不休,穷尽一生可以拯救多少病人?上医治未病,如果能通过科普让更多人少得病、晚得病甚至不得病,把病人‘越看越少’,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使命。”王韬说,“我们的微信每周一至周五是晚上7点以后推送的,到了周末才是中午推送。为什么?因为我们医护人员要下班后才能利用休息时间做微信。如果不是从内心深处认同科普的理念,我们不会坚持下来。”
目前,王韬他们正在探索通过项目课题等,把科普与临床、科研相结合,让科普真正“落地”。“比如,我们有个‘骨健康’课题,就是针对最容易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的高龄人群,开展追踪调查与科普宣教,在社区里把这个人群‘管’起来,降低骨折风险,提升生活质量,减轻家庭与社会的经济负担。再如,我们试点‘科普商务楼宇’,针对白领人群的健康问题开展定期宣教。同时,我们搜集相关数据,后续可开展研究,让科普与科研实现同步发展。”王韬说。
在他看来,医务人员只要有心,都可以做科普,因为他们具备科普工作的基本素质与素养。另一方面,他也强调:“科普一定是公益属性的,要保持客观、公正,不被利益所驱使和绑架,这也是我们坚持团队必须全部是在职医务人员的原因。虽然目前还有很多困难,但总要有人开始。同时,我们也希望国家能大力推进科普课题,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对公益团队给予政策支持,让科普的公益性能最大化、最持久地体现。”
“科普的重要性超越我们的想象”
虽然现在越干越起劲,但王韬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对科普如此热衷。“原先,我对科普也缺乏认识,而且目前科普与我们的职业考评体系缺乏一定的相关性。可以说,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医生,对于科普是既不认识,也不重视。”王韬说,“我是从《急诊室故事》开始感受到医学科普的重要性。”
2014年,东方卫视的大型急救纪实真人节目《急诊室故事》,从播出伊始就引发社会强烈关注与热议,至今余热未消。当时的制作团队有120人,他们“三班倒”,在医院里日夜蹲点,与医护人员一起感受着医疗的紧急与艰难。
“他们从第三方角度,代表大众,代表病人群体来观察我们。而后来,他们是一边倒地对我们医护人员给予好评。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了我们工作中最真实的场景,他们体会到我们的艰辛不易,也了解到医学的局限性。”王韬说,“我记得王昕轶导演在交流会上说过一句话:‘我是第一个被科普的人。’科普的重要性超越我们的想象,这值得我们反思:身为医务人员,是不是应该更积极主动做好‘科普’——让大家了解医学、了解我们这个群体?”
在王韬看来,科普的作用有三层:首先是最常见的疾病预防、养生保健;第二层是教会人如何“看病”——正确掌握就诊的流程、技巧、方法等;最深层的是传播医学科学精神,包括医学伦理、人文以及基本逻辑等,促使医患互信。
“做好科普,可以让病人懂得做‘功课’,会防病、会看病,具有前瞻性,这样既能方便病人自身,也能促进医生工作效率提高。在看病过程中,病人会主动配合医生,增加依从性,有助于提升疗效。更重要的是,医学科普可以延伸医疗服务的时间和空间,从医院拓展至家庭、社区甚至整个社会。”王韬说,“杨秉辉教授在评价《急诊室故事》时说过,这个纪录片的成功之处在于做到了科普的第三层,而这也是最重要的一层。那么,在《急诊室故事》之外,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现代医学模式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这对我们的工作也指引了方向,我们医务人员的职责更重了——医学科普不是我们的分外事,而是我们的责任。”
“为什么不能像做科研一样做科普?”
与国外相比,目前国内的医学科普工作还属于起步阶段。王韬说,最明显的是目前相关政策导向与政策配套方面还是“空白”,这导致医务人员将科普与临床、科研等工作“割裂”开来,科普成为游离在本职工作之外的“负担”。
“国外不少顶级学术期刊每年都会刊登医学科普、健康教育的学术论文,但国内还没有引起重视。”王韬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做科研一样来做科普?”
在他看来,科普应当“学术化”。“很多人对于科普有一种误区,认为科普是一种执行方式,比如讲一次课、办一场咨询等,就是在做科普,其实不然。我们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况:要办一次讲座,赶紧去组织一批人来听,为什么?因为这个讲座内容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定的,并不是人们真正关心的。所以,不能为科普而科普,一定要根据需求来开展,这就像我们做课题研究,首先要调查分析,锁定精准人群,才能有的放矢。”他说,“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科普当成科研来做:要有预实验,然后开题研究,之后还要有评价、反馈和统计学研究等,建立一套科学的体系和方法。同时,科普也是一项持续开展、不断深入的工作,就像科研,没有捷径,唯有耐心,持之以恒,才能有收获。”
王韬强调,医学科普是主流科学,而非可有可无的附加品。“现在有健康传播学,但这属于传播学的分支,研究主体不是医生。我们应当建立医学传播学,这是属于医学的分支,让医生成为研究主体,建立一套医学科普的方法与模式,将来在高校开课,让医学生从一开始就接受学习、掌握理念。”他说,“这是一个‘人人传播、万物皆媒’的时代,主体很重要——医务人员应当占领科普高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只有这样,才不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公众关注的问题而肆意散布谣言,损害公众健康和利益。”
医务人员为什么要做科普?应该怎么样做好科普?什么才是真正的医学科普?对此,王韬说:“我们应当学习孔夫子,‘吾日三省吾身’。”
“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总要有人开始”
王韬是一个思考者,更是一个实践者。从“大医小护”到“达医晓护”,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与尝试,让更多医务人员投入医学科普队伍。
“大医小护”源于去年王韬承担的一个关于社区护理的科普课题。“我也没想到,这个公众号会引起很好的社会反响,这也证明,公众其实需要我们医生站出来做好科普。”王韬说,“后来,我们发现,仅利用微信等新媒体也已不再能满足需求,我们应当探索全媒体发展——门户网站、手机客户端、公众号、纸媒、电视等,只有通过多渠道、全方位传播,才能吸引不特定的最大化人群”。
因此,在王韬的倡导下,以“大医小护”为基础的“达医晓护”建立起来,以门户网站为“根据地”,集结全国各地、各个学科领域的专家团队,39个主编都是“大牌专家”,轮流坐镇,团队协作,从科普文章到科普视频,从有趣的科普歌曲到好玩的科普相声,从所有创作到运营维护,全体人员都是在职医护人员——这是让王韬最自豪的一点。
“通达医学知识,知晓家庭护理——这是我们的初衷,所有加入我们团队的医护人员都是自愿、自觉、自发,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正如‘达医晓护’总编、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骨科主任董健教授所说:一个医生即使每天不眠不休,穷尽一生可以拯救多少病人?上医治未病,如果能通过科普让更多人少得病、晚得病甚至不得病,把病人‘越看越少’,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使命。”王韬说,“我们的微信每周一至周五是晚上7点以后推送的,到了周末才是中午推送。为什么?因为我们医护人员要下班后才能利用休息时间做微信。如果不是从内心深处认同科普的理念,我们不会坚持下来。”
目前,王韬他们正在探索通过项目课题等,把科普与临床、科研相结合,让科普真正“落地”。“比如,我们有个‘骨健康’课题,就是针对最容易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的高龄人群,开展追踪调查与科普宣教,在社区里把这个人群‘管’起来,降低骨折风险,提升生活质量,减轻家庭与社会的经济负担。再如,我们试点‘科普商务楼宇’,针对白领人群的健康问题开展定期宣教。同时,我们搜集相关数据,后续可开展研究,让科普与科研实现同步发展。”王韬说。
在他看来,医务人员只要有心,都可以做科普,因为他们具备科普工作的基本素质与素养。另一方面,他也强调:“科普一定是公益属性的,要保持客观、公正,不被利益所驱使和绑架,这也是我们坚持团队必须全部是在职医务人员的原因。虽然目前还有很多困难,但总要有人开始。同时,我们也希望国家能大力推进科普课题,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对公益团队给予政策支持,让科普的公益性能最大化、最持久地体现。”
“科普的重要性超越我们的想象”
虽然现在越干越起劲,但王韬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对科普如此热衷。“原先,我对科普也缺乏认识,而且目前科普与我们的职业考评体系缺乏一定的相关性。可以说,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医生,对于科普是既不认识,也不重视。”王韬说,“我是从《急诊室故事》开始感受到医学科普的重要性。”
2014年,东方卫视的大型急救纪实真人节目《急诊室故事》,从播出伊始就引发社会强烈关注与热议,至今余热未消。当时的制作团队有120人,他们“三班倒”,在医院里日夜蹲点,与医护人员一起感受着医疗的紧急与艰难。
“他们从第三方角度,代表大众,代表病人群体来观察我们。而后来,他们是一边倒地对我们医护人员给予好评。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了我们工作中最真实的场景,他们体会到我们的艰辛不易,也了解到医学的局限性。”王韬说,“我记得王昕轶导演在交流会上说过一句话:‘我是第一个被科普的人。’科普的重要性超越我们的想象,这值得我们反思:身为医务人员,是不是应该更积极主动做好‘科普’——让大家了解医学、了解我们这个群体?”
在王韬看来,科普的作用有三层:首先是最常见的疾病预防、养生保健;第二层是教会人如何“看病”——正确掌握就诊的流程、技巧、方法等;最深层的是传播医学科学精神,包括医学伦理、人文以及基本逻辑等,促使医患互信。
“做好科普,可以让病人懂得做‘功课’,会防病、会看病,具有前瞻性,这样既能方便病人自身,也能促进医生工作效率提高。在看病过程中,病人会主动配合医生,增加依从性,有助于提升疗效。更重要的是,医学科普可以延伸医疗服务的时间和空间,从医院拓展至家庭、社区甚至整个社会。”王韬说,“杨秉辉教授在评价《急诊室故事》时说过,这个纪录片的成功之处在于做到了科普的第三层,而这也是最重要的一层。那么,在《急诊室故事》之外,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现代医学模式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这对我们的工作也指引了方向,我们医务人员的职责更重了——医学科普不是我们的分外事,而是我们的责任。”
“为什么不能像做科研一样做科普?”
与国外相比,目前国内的医学科普工作还属于起步阶段。王韬说,最明显的是目前相关政策导向与政策配套方面还是“空白”,这导致医务人员将科普与临床、科研等工作“割裂”开来,科普成为游离在本职工作之外的“负担”。
“国外不少顶级学术期刊每年都会刊登医学科普、健康教育的学术论文,但国内还没有引起重视。”王韬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做科研一样来做科普?”
在他看来,科普应当“学术化”。“很多人对于科普有一种误区,认为科普是一种执行方式,比如讲一次课、办一场咨询等,就是在做科普,其实不然。我们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况:要办一次讲座,赶紧去组织一批人来听,为什么?因为这个讲座内容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定的,并不是人们真正关心的。所以,不能为科普而科普,一定要根据需求来开展,这就像我们做课题研究,首先要调查分析,锁定精准人群,才能有的放矢。”他说,“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科普当成科研来做:要有预实验,然后开题研究,之后还要有评价、反馈和统计学研究等,建立一套科学的体系和方法。同时,科普也是一项持续开展、不断深入的工作,就像科研,没有捷径,唯有耐心,持之以恒,才能有收获。”
王韬强调,医学科普是主流科学,而非可有可无的附加品。“现在有健康传播学,但这属于传播学的分支,研究主体不是医生。我们应当建立医学传播学,这是属于医学的分支,让医生成为研究主体,建立一套医学科普的方法与模式,将来在高校开课,让医学生从一开始就接受学习、掌握理念。”他说,“这是一个‘人人传播、万物皆媒’的时代,主体很重要——医务人员应当占领科普高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只有这样,才不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公众关注的问题而肆意散布谣言,损害公众健康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