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防控攻坚吹响集结号
发布时间:2018-01-02
发布人:
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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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疾病关系千千万万人群,是重大民生痛点。”2017年12月12日,李克强总理在武汉协和医院与20多位肿瘤专家面对面交流,实地了解癌症防治有哪些“卡脖子”因素,需要政府给予什么政策支持。李克强总理就此提出明确要求:“要集中优势力量开展疑难高发癌症治疗专项重点攻关。”公众对减少癌症发病和死亡的强烈期盼,国家层面对癌症防治研究的空前重视,对我国癌症防治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新期待。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进程中,直面新的机遇与挑战,我国癌症防治研究正掀起新一轮高潮。
■双癌谱并存 癌情汹涌
2015年中国主要癌症发病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增癌症病例超过429万例。癌症发病随年龄增加逐渐上升,40岁之后增长较快。
“我国的发达国家高发癌种迅速上升,如肺癌和结直肠癌;发展中国家高发的癌症仍高居不下,如上消化道癌、胃癌、食管癌等。”在近期举行的肿瘤防治相关论坛上,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国家癌症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赫捷表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癌谱并存,是我国癌症流行的突出特点。
中国癌症发病率位居全球发病率第74位,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使得发病总人数全球第一。目前,中国癌症总体5年患病人数约为749万,女性(381.4万)多于男性(367.7万),城市(460.3万)多于农村(288.8万)。肿瘤发病居前5位的肿瘤依次为肺癌、胃癌、肝癌、食管癌、结直肠癌。男性发病前5位是肺癌、胃癌、肝脏癌、食管癌、结直肠癌;女性前5位的是乳腺癌、肺癌、结直肠癌、胃癌、甲状腺癌。
从死亡率上看,中国癌症总体5年生存率仅为30.9%,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约60%的5年生存率还有不小差距。其中,城市(39.5%)高于农村(21.8%)。主要癌症的5年生存率分别为肺癌16.1%、胃癌27.4%、肝癌10.1%、食管癌20.9%、结直肠癌47.2%、乳腺癌73%。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癌症死亡率高于全球水平17%。赫捷分析,这一方面是由于癌谱不同,不同癌种预后不同,如美国的癌谱为前列腺癌、乳腺癌、肺癌、大肠癌、黑色素瘤,而我国高发的肺癌、胃癌、肝癌、大肠癌、食管癌,预后相对较差。另一方面,我国癌症患者就诊时间偏中晚期,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认识不足。
“整体而言,我国癌症发病率上升、死亡率平稳。”赫捷说。
■科研攻关持续发力
应对癌症汹涌的现实挑战,我国政府和学界一直高度重视、积极行动。原卫生部2003年颁布的《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预防为主”。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等16个部门联合印发《中国癌症防治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年)》,在肿瘤登记、危险因素控制、癌症早诊早治、规范诊疗等方面持续加强投入,取得积极进展。2016年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特别提到,要集中优势力量,开展疑难、高发恶性肿瘤的治疗防控工作。
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开展了3次大规模死因回顾调查,确定了一批癌症高发区,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综合防治研究,掀起了肿瘤防治的首次高潮期。2000年以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地方经费支持开展了全国肿瘤登记随访项目、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项目等,肿瘤防治迎来第二个春天。目前,全国肿瘤登记点共有400多个,筛查和早诊早治项目实现全国各省(区、市)全覆盖,并成立国家癌症中心,统筹推进全国癌症防治和科研工作。
记者从国家卫生计生委科教司了解到,国家自“十一五”以来,累计投入中央财政经费约36亿元,建立并完善了相关研究技术平台,一批关键技术、创新药物、干预防治策略、临床诊疗规范等应用于实践,为癌症防治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十三五”期间,国家卫生计生委协调科技部继续加大科研攻关力度,重点部署了提高癌症早诊技术,优化诊疗技术方案,研发临床急需药物,探索创新性防治技术,建立研究队伍,实施新型防治策略等任务,中央财政经费总投入预计超过20亿元。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曾木圣教授指出,目前,我国在肿瘤分子遗传学、表观遗传调控、肿瘤干细胞及肿瘤微环境等前沿领域,取得重要研究成果。尤其是在中国特色肿瘤和部分高发肿瘤,如食管癌、肝癌、鼻咽癌和乳腺癌等方面,取得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达到国际领先或先进水平。
2002年~2011年,中国肿瘤学领域发表的SCI论文从2002年的229篇增加到2011年的2788篇,世界排名从第16位上升到第2位;表征学术影响力的被引频次从世界排名第18位上升到第9位;受国际同行高度关注的高被引论文从世界排名第18上升至第9。“无论从研究规模还是从学术影响力来看,近10年来,中国肿瘤学领域的国际地位呈现出阶跃式快速提升的态势。”曾木圣说。
■针对四大瓶颈重点突破
对标健康中国建设战略,我国肿瘤防治研究工作也迈入新阶段。国家卫生计生委科教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国家层面将加快组织重大科技项目,在计划启动实施的面向2030科技创新重大项目健康保障工程中,将给予癌症防治研究更大强度的经费支持,聚焦重大需求开展科技攻关。
“我国肿瘤防控研究目前还存在四大难点。”赫捷提出,“流行病学数据缺失、发病机制复杂、高危因素难控制,导致预防难;有效筛查技术少、筛查成本高、早诊技术水平低,使得发现晚;治疗效果差、复发转移率高、精准性差、副作用大,导致治疗难度大;不规范则表现在自主诊断规范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水平低、诊疗均质化程度低。”针对上述问题,肿瘤防控应聚焦在我国高发、特色和具有优势研究基础的癌种,着力降低发病率,提高早诊率,提高生存率,促进均质化。
赫捷介绍,国家癌症中心当前的工作思路是,建立覆盖全国的临床研究网络和大数据平台,开展大规模肿瘤临床医学研究项目,制定基于中国数据的肿瘤诊疗规范,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防控体系和模式。
曾木圣提出,中国肿瘤学研究较国际一流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基础研究领域缺乏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和自主研究成果;在临床上,对恶性肿瘤的干预及治疗模式则普遍沿用国外的研究成果。
科技攻关决不能单打独斗,需要在国际间通力合作并贡献中国智慧。2017年11月,国家癌症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署在京签署谅解备忘录,全面启动双方在癌症研究以及癌症预防方面的合作。美国癌症中心中国办公室负责人表示,双方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在河南省临县共同开展了食管癌防治研究。基于中美合作基础开发的食道癌早期筛查技术现已推广到非洲,这是加速科研成果转化的典范。“我们需要创造更好的合作机制,开展更多合作研究,造福民众。”
■双癌谱并存 癌情汹涌
2015年中国主要癌症发病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增癌症病例超过429万例。癌症发病随年龄增加逐渐上升,40岁之后增长较快。
“我国的发达国家高发癌种迅速上升,如肺癌和结直肠癌;发展中国家高发的癌症仍高居不下,如上消化道癌、胃癌、食管癌等。”在近期举行的肿瘤防治相关论坛上,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国家癌症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赫捷表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癌谱并存,是我国癌症流行的突出特点。
中国癌症发病率位居全球发病率第74位,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使得发病总人数全球第一。目前,中国癌症总体5年患病人数约为749万,女性(381.4万)多于男性(367.7万),城市(460.3万)多于农村(288.8万)。肿瘤发病居前5位的肿瘤依次为肺癌、胃癌、肝癌、食管癌、结直肠癌。男性发病前5位是肺癌、胃癌、肝脏癌、食管癌、结直肠癌;女性前5位的是乳腺癌、肺癌、结直肠癌、胃癌、甲状腺癌。
从死亡率上看,中国癌症总体5年生存率仅为30.9%,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约60%的5年生存率还有不小差距。其中,城市(39.5%)高于农村(21.8%)。主要癌症的5年生存率分别为肺癌16.1%、胃癌27.4%、肝癌10.1%、食管癌20.9%、结直肠癌47.2%、乳腺癌73%。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癌症死亡率高于全球水平17%。赫捷分析,这一方面是由于癌谱不同,不同癌种预后不同,如美国的癌谱为前列腺癌、乳腺癌、肺癌、大肠癌、黑色素瘤,而我国高发的肺癌、胃癌、肝癌、大肠癌、食管癌,预后相对较差。另一方面,我国癌症患者就诊时间偏中晚期,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认识不足。
“整体而言,我国癌症发病率上升、死亡率平稳。”赫捷说。
■科研攻关持续发力
应对癌症汹涌的现实挑战,我国政府和学界一直高度重视、积极行动。原卫生部2003年颁布的《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预防为主”。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等16个部门联合印发《中国癌症防治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年)》,在肿瘤登记、危险因素控制、癌症早诊早治、规范诊疗等方面持续加强投入,取得积极进展。2016年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特别提到,要集中优势力量,开展疑难、高发恶性肿瘤的治疗防控工作。
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开展了3次大规模死因回顾调查,确定了一批癌症高发区,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综合防治研究,掀起了肿瘤防治的首次高潮期。2000年以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地方经费支持开展了全国肿瘤登记随访项目、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项目等,肿瘤防治迎来第二个春天。目前,全国肿瘤登记点共有400多个,筛查和早诊早治项目实现全国各省(区、市)全覆盖,并成立国家癌症中心,统筹推进全国癌症防治和科研工作。
记者从国家卫生计生委科教司了解到,国家自“十一五”以来,累计投入中央财政经费约36亿元,建立并完善了相关研究技术平台,一批关键技术、创新药物、干预防治策略、临床诊疗规范等应用于实践,为癌症防治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十三五”期间,国家卫生计生委协调科技部继续加大科研攻关力度,重点部署了提高癌症早诊技术,优化诊疗技术方案,研发临床急需药物,探索创新性防治技术,建立研究队伍,实施新型防治策略等任务,中央财政经费总投入预计超过20亿元。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曾木圣教授指出,目前,我国在肿瘤分子遗传学、表观遗传调控、肿瘤干细胞及肿瘤微环境等前沿领域,取得重要研究成果。尤其是在中国特色肿瘤和部分高发肿瘤,如食管癌、肝癌、鼻咽癌和乳腺癌等方面,取得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达到国际领先或先进水平。
2002年~2011年,中国肿瘤学领域发表的SCI论文从2002年的229篇增加到2011年的2788篇,世界排名从第16位上升到第2位;表征学术影响力的被引频次从世界排名第18位上升到第9位;受国际同行高度关注的高被引论文从世界排名第18上升至第9。“无论从研究规模还是从学术影响力来看,近10年来,中国肿瘤学领域的国际地位呈现出阶跃式快速提升的态势。”曾木圣说。
■针对四大瓶颈重点突破
对标健康中国建设战略,我国肿瘤防治研究工作也迈入新阶段。国家卫生计生委科教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国家层面将加快组织重大科技项目,在计划启动实施的面向2030科技创新重大项目健康保障工程中,将给予癌症防治研究更大强度的经费支持,聚焦重大需求开展科技攻关。
“我国肿瘤防控研究目前还存在四大难点。”赫捷提出,“流行病学数据缺失、发病机制复杂、高危因素难控制,导致预防难;有效筛查技术少、筛查成本高、早诊技术水平低,使得发现晚;治疗效果差、复发转移率高、精准性差、副作用大,导致治疗难度大;不规范则表现在自主诊断规范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水平低、诊疗均质化程度低。”针对上述问题,肿瘤防控应聚焦在我国高发、特色和具有优势研究基础的癌种,着力降低发病率,提高早诊率,提高生存率,促进均质化。
赫捷介绍,国家癌症中心当前的工作思路是,建立覆盖全国的临床研究网络和大数据平台,开展大规模肿瘤临床医学研究项目,制定基于中国数据的肿瘤诊疗规范,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防控体系和模式。
曾木圣提出,中国肿瘤学研究较国际一流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基础研究领域缺乏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和自主研究成果;在临床上,对恶性肿瘤的干预及治疗模式则普遍沿用国外的研究成果。
科技攻关决不能单打独斗,需要在国际间通力合作并贡献中国智慧。2017年11月,国家癌症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署在京签署谅解备忘录,全面启动双方在癌症研究以及癌症预防方面的合作。美国癌症中心中国办公室负责人表示,双方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在河南省临县共同开展了食管癌防治研究。基于中美合作基础开发的食道癌早期筛查技术现已推广到非洲,这是加速科研成果转化的典范。“我们需要创造更好的合作机制,开展更多合作研究,造福民众。”